山本条太郎鞠躬，退出张汉卿的车厢，回到自己的车厢。
凯茜告诉记者和校长：“现在东北满洲的形式比较紧张，如果进一步的紧张下去，少帅和自己可能被限制自由。所以你们都自由行动好了。尤其是日本家、村、町、市的各层级民主自治，以及军国主义在基层的拥护情况，都是少帅关心的。你们要多做研究，多写一些细节再细节的东西。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优缺点的分析。这些分析是读者自己要做的。你们不要试图代替读者做宣传。”
邹恩润说：“我的《生活周刊》就是要宣传革命，宣传进步，宣传民族，反对封建的。所以我会观察日本的家，怎么限制日本的青年人，毒害青年人的。”
凯茜没有理他。张竹平是一个老记者，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早期毕业生。他说：“我们《申报》是大报，以背景文章为主，所以我们会按照凯茜学妹的要求多做背景调查报告。”
陈学昭则要求跟着少帅，她笑眯眯地说：“我是兼职欧洲记者，没有日本的报道任务，跟着少帅历险，还可以写成故事卖稿费。”
中国第一大报是《新闻报》，开办于前清的报纸，英美背景，企业化的报纸，只要是经济和影响经济的新闻。《新闻报》的记者是一个日裔美国人，查理松本，他说：“我只是关心少帅的行程，我要跟随采访。新闻稿子我争取通过日本关系发出去。我保证客观报道。”
校长们各自有任务，同意在调查学制，科学研究的时候，注意封建体系与民主的关系，还有封建民主对自由的限制，封建民主与侵略主义的关系等等。
《民国日报》是国共早期合作的报纸，现在为西山会议派控制，是戴季陶、沈定一（玄庐）等老党人宣传自由，反对苏联的阵地。该报总编陈德征对日本很有研究，他亲自来了。陈德征岁数不小，但仍然愿意惹事。这次估计是惹事后忙里偷闲到日本旅行。凯茜知道他是一个党棍一样的人物，但是碍于上海的一些情面，就让他随行。凯茜嘱咐他不许胡来。
陈德征忍不住，他说：“我还是要看看，我们国民党的农村政策，怎么就不如日本了。封建的东西还占理了？”凯茜不禁后悔，真的不该让他来。
《时报》是康梁变法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报纸，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他们对北方是支持的态度，所以这次派了一个三人小团队。黄承恩黄伯惠说：“我们早就不是保皇派的报纸了。但是我认为对封建的解释还是我们的义务，所以我会站在日本封建体系的立场，报道他们对封建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封建体系的批评。”
凯茜这才满意地点头说：“记者就是要报道深度背景给读者，然后才是作者自己的想法。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无缝不入地渗透给别人。与我们的革命教师一个样子，只告诉一个理论给学生，包括人家原创者都说不一定正确的理论。”
校长们对此没有说什么。他们对日本家庭，妇女地位，妇女自身的想法，都有着很深的理解。
校长们疑惑，这也对民主有好处么？但是山本说的又很准确，中国乡村封建不是封建，西部不是西部，八旗不是八旗的保甲体系。所谓乡下的民主自由总是走偏。
吴贻芳和曾宝荪是考察女学的。曾宝荪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代，刚皈依基督教，是不婚主义，要全心全力办女学。她主要是考察日本女学。吴贻芳也是来日本考察女学。
她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曾宝荪说：“我不是长沙最早办女学的，也不是最大的女学。长沙的女学有第一独立女中，培养了很多早期的女革命家。我的问题是，日本女学有很久了，怎么没有听说过女革命家？家庭与女学的培养目标都是我研究的目的。”
吴贻芳说：“女人独立，与革命与否，家庭翻身解放与否，没有什么关系。独立的身份，你愿意革命，不愿意革命，都是你的独立思考的结果。你愿意做妾，也是独立思想的妾。所以这些你根本不用来日本考察。”
曾宝荪咧咧嘴，说：“那你来考察什么？”
吴贻芳说：“我去看看她们资金是怎么来的，女学是怎么分布的。女学生在家里，在政治上，是怎么妥协但思想独立的。她们怎么教育子女的。”
两个人同意结伴去考察教育。
张汉卿早就回自己的单人包厢去了。他在东京，身边准备留有几个翻译，几个助手，还有几个朋友。陈学昭是朋友之一，两个人聊着学问。
少帅告诉她：“你不能把我所有谈的东西都写出去。尤其是政治看法，这样我们才能长久的交朋友。陈学昭答应说：“我只记录我们的行程，交往次数，与外界的互动等等。”
张汉卿满意地说：“你是很干脆的女人，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人。尤其是我在研读圣经和西方哲学以后，对思想依赖，不能看透人生和世界的女人，确实是无法交往了。”
陈学昭说：“少帅年轻有才，真是人间少见的。我见过法国的很多留学生，他们竟然阻止我皈依宗教，还要对我武力征讨。这就是中法大学的作风。”
少帅说：“这就是上帝对你的考验。你是都经得住考验，才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
陈学昭哑然。最后说：“我因为身体病了，家里又不给寄钱，万念俱灰，才去皈依主。但是病好了，就有些后悔了，因为太麻烦了。帮助我的修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