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和夫人在谈论着强霖的时候，张学良已经在日本山口县的沿海铁路的火车上了。
一节车的大包厢里面，上坐着山本条太郎，下面听讲的是张学良张汉卿，凯茜和各大报的记者和校长们。
原来这是张汉卿看到下关的景象不错，就请他讲讲日本的农民和工人的生存情况。结果山本大谈特谈日本的‘村治’‘町治’文化，凯茜、陈学昭、邹恩润（邹韬奋）等人就约了新闻界的同仁一起来听听，校长们也来凑热闹。
山本从年轻的时候就与中国做生意，前清时期是在东北做大豆的生意，可谓中国通。现在也是国内一个财阀和政阀的代表，因为海军的接受‘西门子公司受贿’丑闻，被国内派出满铁总裁。他与张作霖达成5条铁路的规划。
这个权贵铁腕清算满铁日本职员的浪费和腐败，推行成本核算制度，独立核算满铁的社会事业，重振了满铁的精神。
此时他在讲：“少帅问日本的农村问题，这是我们中日的根本区别问题之一。你们从梁启超的介绍中，听到很多。但是梁启超等人的才华和研究时间太短，都不足以说清楚这个问题。”
“日本的村，是日本社会的基础。我们日本城乡实际上是一体的，或者说都是同样的社会，你们叫街道，我们叫村。多个村，或者一个太大的村，叫町（音，挺），上面就是市，每个城市都是市、町、村sān_jí，有时候市下面有区，一般都是都市，就是大城市才有区。都、区、町、村。”
“在台北、朝鲜等殖民地区不一样，台北是市、街、社。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村，是城市的基本单位，也是乡村的基本单位，是一样的。村大了，可以申请称市，或者町。”
“不一样不仅是形式，内容也不一样。我们的村是自治机构，是千百年来的自治公共机构。中日的自治机构，也是不一样；我们的村，町，可以不设议会，但是都有家族代表对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这个制度是受到历代执政人的保护的。从明治维新以前，就是这个自治机构。藩王的武士制度中的武士，现在的浪人，自由主义者们，从来是不可以随意进村的。这个传统不是明治维新才有的，是日本的历史传统，现在还发挥作用。而中国呢？”
“中国的自治是所谓的乡绅自治。乡绅呢？实际上是退休的官员和大地主。也就是有上面的关系才行。”
“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村，类似欧洲的城堡，是有自治和自卫的权利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共同的家园的特征，有自己的自豪感。这种自治始终是受到尊敬和保护的。上面的关系与我们没有关系，没有谁用上面的关系来破坏村子的平衡”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意义。你们的革命学说是来自马克思的封建时代划分。马克思那是在说欧洲！不过我们日本也有，蒙古也有。就是你们中国没有。所以你们理解的封建，不是真正的封建。我们的村子才是封建的。”
“我对中国始终困惑的就是你们的村，没有人把村子当回事，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去，然后在回头来光宗耀祖。我们日本人不需要你回来光宗耀祖，因为村子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本来就很荣耀，你只不过是村子里的一个有成就的人，是村子里面的骄傲。”
“大家还是困惑，这有什么不同。其实在光耀家族上面，没有什么不同；你们不理解‘家’的含义。日本人的‘家’，是长子继承制度，你们的‘家’是平均分家产的制度，兄弟们是平等的。但是我们的村，是各个真正的家族的联合。你们的是一个同姓兄弟叔伯的联盟，松散的。这种‘家’，往往总是内斗不断，很难形成一个合力，很难得到外人尊敬。但是我们不一样，比如我的家，山田家，我出来了，仍然是有‘家’长的。我们的家族不在乎我为家里的贡献，在于我给他们是否丢脸。”
“我知道你们不愿意听这个封建和家长，但我们日本人的民主，就是这么形成的。就是家与家的联盟形成村，村与村的联盟形成町，是否成为市，要看我们是否达到要求。但对于生活并不重要，我们并不一定愿意加入一个市。”
“你现在明白我说的家，有什么重要意义了。他类似你们的‘族’，但又不是你们那么松散，连接无限远的大族，而是一个村子的家。这个家的不断分支，但次子等都有出去谋生，在家里也是附属长子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家会很大。”
山本喝起了咖啡，凯茜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申报》随行记者张竹平问：“您评价一下中国的乡村自治运动。”
山本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喜欢我们封建村子和家，自然也难以理解我们的城堡一样的民主村治。实际上，‘家’联盟的民主村治丧失了一些年轻人的自由。但是你们的村治呢？看起来十分自由，一点也没有封啊，建啊，但是怎么民主呢？投票么？最后都被帮会或者上面的势力控制了。因为他们的票数总是最多的，钱多势众。我们各村子是有边界的，一般外面的村子很难买到我们村子的土地。但你们的大地主，是没有边界的。这都是军阀们不在乎什么村子和县域的区别。我们的藩王是十分尊重村子的边界的。”
兼职《大公报》欧洲记者的陈学昭问：“你们的村子是抗上的么？村子与藩王的关系，村子与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