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霖和凯茜被警卫用车送到恭敬王府（和绅府），赫舍里-骥良正在等着他。他当时借住在王府，辅仁大学就在王府邻居办学。
骥良还有字号英千里，英是他父亲的名字，拿来做汉姓，实际上汉族再也没有人姓英，满族也没有其他家族姓英。这所辅仁学校是他父亲，赫舍里-英敛之，一个天主教徒筹办的。但完全是罗马教廷官费来办，号称“公教”大学，就是由宗教的教廷官方来办，相对于各个自主教会的大学。中国就这么一所罗马教廷亲自办的公教大学。
强霖递上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务长的信函，算是正式转学辅仁大学，但是规矩还是圣约翰大学的。因为学位是圣约翰大学的。
骥良就是他的督学，所以很正式的走了程序。骥良事先已经得到卜舫济校长的谆谆嘱托。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是求学问的，不是混文凭的。
骥良把自己的父辈同事和朋友，辅仁大学校长陈桓也找到家里，一同接待。陈恒也是天主教徒，是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的朋友，而马相伯又是英敛之的朋友。但这时候英敛之已经去世几年了。而比他大17岁的马相伯还很健康的活着。
大家坐下，强霖问：我刚看培根的“新工具论”，从突破演绎法来说是重大的突破，让人心敞开的观察世界。这与基督教并不冲突。就是说，神，对心的主导，应该还是存在的，正是因为神的存在，让心具有了这种自由。
强霖把自己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来与两位教授讨论，这是圣约翰大学学习的模式。
骥良说：是的，你的理解是对的。其实培根他本人也是基督徒，正是因为信仰给他的自由，才发现这个归纳法的妙用。他强调知识是经验的总结，是物质世界的反映，是重要的来源。但首先要冲破他说的心中的四个假象。也就是说，心还是其决定作用。人有可能陷入假象，上帝和圣经是摆脱假象的根本凭借。
强霖很满意。他说：我始终注意这个问题，坚持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思路做事，读书，也是要突破自己的认识假象。但这样也成了一个做事模式，成了一个我自己的洞穴。我上次冲浪也是想最后突破心里的依赖，包括对圣约翰大学的依赖。不要这个洞穴。我认为心中的上帝，不会让我依赖圣约翰大学的模式的。
骥良说，这个就是不要刻意去追求，你有些佛的空的意思了。佛经对于你的修行理解是有好处的。但是神学哲学经典已经够了。比如这个新工具论提醒了你的假象问题。你能忘了去年学的东西，今年开始再学，希望你能够在逻辑理解上更为严谨，尤其是自己做人方面。
强霖点头，开始询问为什么会出现唯物主义无神论赞赏培根的现象。
骥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培根的经验总结上，得到了很大的益处，他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进行观察分析，然后归纳出资本论，当然历史唯物论的模型，也是利用了培根的方**这个新工具。但是他形成了自己的洞穴，或者每个人理解的偏差，还是会形成一个一个的洞穴，如列宁主义的“洞穴”、托洛茨基的“洞穴”、斯大林“洞穴”等等。
骥良再说，包括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也是按照培根的归纳法这个新工具，周游世界，观察细微，“三表法”发现本质，典型的培根模式。形成了一个“进化论洞穴”，进而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洞穴。
经过这段讨论，强霖很清晰的理解了培根学说的意思。
他开始仔细观察骥良教授，西方绅士一样的谦和态度，帅气的“满人”身材，健壮高大但很协调，刚28岁的年轻导师。骥良也开始打量强霖，这个南洋少年，有健康的身材，阳光少年的生动脸庞，小麦色的皮肤让他更像一个西方少年。
两个人都选择了使用汉语，毕竟有老者在场。陈桓年不到五十，却留起了胡须。
强霖问起了中国的基督徒，包括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会重新陷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毕竟我们没有经过中世纪？这个问题就比较涉及中国文化，也脱离了培根学说，凯茜在家里不肯回答；而骥良也看向陈桓。
陈桓摇摇头，回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中国基督徒的家族利益，往往是彻底逻辑化的主要障碍，所以基督教等传教士的工作，就是让人们放弃这些像经院一样的中国古哲学。但是就像你说的，中国基督徒不能说放弃这些家族哲学，就能进入逻辑通道的。
他们也可能进入另外的经院哲学。比如培根批判的传统欧洲经院哲学，或者新生的马克思唯物哲学。
凯茜这直接说：总要做些什么？
陈桓说：是的，总要一步一步走。破除经典哲学迷信是第一步，但是给其他哲学开路，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强霖忽然大笑起来。这个陈校长真是一个智者！但是凯茜和骥良却不明所以。
陈桓也朗声笑了起来，说到：孺子可教。
陈桓说：这种事情是慈悲不得的，总的让人家一个洞穴一个洞穴的找。我们就说英国，他们在17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时期，到20世纪初期，3个世纪了，经历了无数风雨，现在也没有见得有多高明。
骥良给学生教授的是逻辑、哲学、英美文学等等这些主课，知道中国学生的逻辑缺陷。就是说，中国学生少哪些概念，除了主动讲给学生外，中国学生很难建立起这些逻辑概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