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元曲中从叹世到归隐的复杂的思想内容，乃是元代黑暗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结果。元朝以蒙古奴隶主贵族入主中国，他们把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带到中原，虽然经过窝阔台和忽必烈的“汉化”(即向汉族原来的生产、统治方式靠拢，实行封建化)，但贵族中的顽固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所以蒙古人在中原掠地放牧、驱人为奴等现象很长时间没有停止。为了保证他们在政权中的主宰地位，元朝统治者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政治、法律上都规定着不平等的待遇，以致蒙古、色目人可以随便欺压直至杀死汉人、南人而不受到处罚，而汉人、南人的反抗则受到严刑峻法的惩处。那些权豪势要之家，花花太岁公子，倚仗父兄权势，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加以吏治的黑暗，社会秩序的混乱，这就使人民经常处于受迫害的地位。
元代规定，中央各部院的长官都由蒙古、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担任副职；地方上也设置蒙古或色月人的达鲁花赤(蒙古语，意即首长官)来总揽一切。这些长官大都昏庸而又暴虐，处在他们手下的汉族官员随时都会有不测之祸，他们管辖下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作用于作者的头脑，使他们发出了愤世嫉俗的呼声；而这些作者又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屈沉下僚，有的一生潦倒，情况各有不同，因此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也有差异。但在元朝强大军事力量的占领下，他们又一般地缺乏积极反抗的力量，只好在愤愤不平地发一通牢骚之后，用各种办法来麻醉自己。他们有的信奉老庄的退让哲学，把乐天安命、知足不辱奉为处世的原则；元代道教在北方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因此又把人生无常、消极出世思想渗入了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出于主观幻想的对田园隐居生活的美化，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精神上遁世的出路。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经过他们的思想的折光，大部分变成了看破红尘的说教，这是我们在考察元代散曲思想内容时不得不引为遗憾的一件事。但是通过这些“弱者的抗议”，我们又可以看到中世纪野蛮统治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从而憎恨那个使人悲观失望的社会。
何况象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这样愤懑的句子，在古今诗人的“行路难”中都很难找得到。他们认为归隐是“这潇洒傲王侯”，“免区区附势趋炎”，不也包含着不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可贵品质吗?元代散曲很少歌功颂德、粉饰升平的作品，跟他们这种政治态度密切相关。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政治上起动摇封建**统治的作用，尽管力量是微弱的。
同叹世和归隐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关于写景和咏史这两方面的题材。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那些为生活所折磨、厌倦于跟人们交往的人，是会以双倍的力量眷恋着自然的。”元曲中较多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以及元代山水画的流行，原因都在这里。那些附在《退隐》、《野兴》、《村居》之类的题目下，成为归隐思想组成部分的景物描写自不必说，就是那些独立成篇的写景小令，从总的来说也是对现实人生感到厌倦、企图在大自然中获得慰藉的结果，因此很多作品都打上山林隐逸的色彩。有些则是及时行乐的表现，诗酒fēng_liú的衬托。这些作品都带着地主阶级的生活情趣。但是由于小令的篇幅短小，每一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所以也不一定都表现出作者的阶级观点。而对于自然景物的美的欣赏，虽然不同作家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感受，但有很多地方是人类共通的。当散曲的作家们在一首写景的作品中没有抒发牵涉阶级利害的感慨，而只是艺术地再现出大自然的美的时候，它就具有美学的价值，能够为千百万人民所欣赏。这样的作品在散曲中数量并不太少。
我们首先应该举出那些描写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气势比较豪迈的作品：
苍波万顷孤岑矗，是一片水面上天竺。金鳌头满咽三杯，吸尽江山浓绿。蛟龙虑恐下燃犀，风起浪翻如屋。任夕阳归棹纵横，待偿我平生不足。——王恽：［黑漆弩］《游金山寺》这是镇江附近的大江宏伟景色。
天机织罢月梭闲，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霄汉，几千年晒未乾。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涧，玉龙下山，晴雪飞滩。
——乔吉：［水仙子］《重观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