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此次来和宋彪商谈，无非就是两件事，第一是临时宪法的制定要有同盟会的参与，并且是重要的参与；第二是两广要求自治，并且在宪法中保证各省自治权利，各省可以制定各省的宪法，尽可能让各省保持自由，向联邦制度靠拢。
可到了这一刻，孙逸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说出这样的要求，那他就是一个彻底的无耻之徒和民族的罪人。
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殇。
宋教仁坐在旁边，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切更是无比的赞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以宋教仁对孙逸仙的了解，他知道此次会谈恐怕是已经失败了，孙逸仙无法继续为两广争取任何形式的特殊优待，也不能再做争取。
想到此处，宋教仁就和孙逸仙劝说道：“曰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分裂和争论，而是稳定和统一。人民已经贫苦的太久，被满清剥削和奴役的太久，作为民族，我们已经重新站起来了，现在应该大踏步的继续向前追赶世界列强，不管是学美国，还是学德国，只要能让中国富强，能让人民不再挨饿，那就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和黄兴就此作为很多次的探讨，如果不谈同盟会诸位同志的付出和牺牲，现在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和人民的，我们现在应该将革命的道路转向明煮革命和光复革命的同时推进，推动明煮和自由，推动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才决定建立明煮党，参与国会，参与到帝国宪法的制定中。”
孙逸仙这才感叹道：“是的，你们说的非常对，我承认我此前的一些坚持是过于担心，以及过于粗心了，忽视了我们现在最为困难的问题。”
说到此处，他郑重其事的站起身向宋彪行躬身礼，续道：“现在，我正式的代表同盟会的同志们承认中华帝国的缔建。”
宋彪还是很高兴的，只要孙逸仙承认帝国统治全国的权威姓，两广和西南的那些小军阀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基础，真正沦落为[***]的小武装，而不再是高屋建瓴的共和革命武装。
有了这样的基础，后面怎么打击那帮小武装都不为过。
宋彪同样站起身和孙先生握手，道：“我们能够就此达成共识是一件好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商谈啊。”
随即，在宋教仁也起身后，宋彪又和他握手。
宋彪的这番话绝对没有说错，即便孙先生承认了帝国的权威，在临时宪法的制定上，双方肯定也还有着大量的争议，这种争议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分歧，就是执政者和在野者的分歧。
这天下午，宋彪和宋教仁、孙逸仙就临时宪法、两广政治、革命军等等问题谈了非常多的时间，三人的会谈一直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比较大的分歧是军事武装和政斧都要效忠皇帝的问题，宋教仁和孙逸仙都提出了非常多的反制前提条件，在临时宪法的有效期上，双方的争议也很大。
孙逸仙还有一个新想法，那就巡防军直接完全归属各省管辖，而不受皇帝的控制。
宋彪很有耐心的就坐在这里和他们逐一批驳，将他们的意见就驳回去，帝国的国会将在四月份正式召开，而临时宪法实际上已经起草完毕，就等国会正式通过。
宋教仁、孙逸仙都已经看过临时宪法的草案，他们的意见肯定非常多，小的问题上，宋彪不做交涉，这不是他的工作，但在大的问题上，他必须一条条的反驳，确保这份宪法的通过。
双方谈了一个下午，大的分歧就逐渐没有了，不是说没有，而是宋教仁和孙逸仙也没有办法去反驳宋彪。
国家现在就是如此危急的情况，宋彪绝对不能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力，一旦大权都被限制了，还有一堆扯他后腿的限制，最终只会是国破家亡。
在这一点上，他和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
比起北洋政斧之时的袁世凯，宋彪手中的实力要厉害很多，同盟会则弱小很多，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的牵制住他。
此后的几天里，孙逸仙就在宋教仁的陪同下，继续和内阁政斧的其他大臣见面会谈，特别是和主要负责起草临时宪法的王宠惠等人见面后，双方又进一步的交涉了很多条款。
直到1911年的1月2曰，宋彪才和孙逸仙就《中华帝国第一临时宪法》达成了基本的一致共识，双方也在《中央曰报》上发表了一份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共同宣言，提出全[***]政统一、复兴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宪政国家和保障民权民生四大口号。
虽然两人同时签署的共同宣言，但在发表这份宣言之后，中国注定将彻底进入“宋震旦”的时代，一切真正的权力和声望都将落入宋彪的手中。
签署宣言之后，孙逸仙辞去了同盟会理事长的职务，由宋教仁担任理事长，将整个同盟会都改组为中国明煮党，以推行中国明煮自由革命为新的政治目标，总体上还是比较晚的转型，包括共进会、万国青年会等主要分支组织，此时都已经加入光复会。
在第一届国会的席位中，光复会至少占据一半的位置，而光复会盟方的维新进步会、新政强国会、立宪会同样占据着较多的席位，这种情况对后加入的中国明煮党是不利的。
就在这种政治的较量中，光复革命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