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只能承认道：“您说的真好。”
宋彪则道：“我记得您以前一直提倡以县为自治单位，推翻满清之后怎么又开始提倡以省为自治单位呢？”
孙逸仙不知如何回答。
宋彪续道：“以省为单位自治，不是不可以，内蒙怎么办，外蒙怎么办，疆省怎么办，藏省、甘肃、宁夏、广西又怎么办？以县为单位，县里面如果要求读力，府省两级至少有办法应付，不至于酿成全国姓的独统战争，不至于给外国干预的机会。如果以省为单位，甘肃、宁夏、疆省本省的议会一旦决定读力，那怎么办，直接派中央军过去镇压吗？外国乘机大肆干预怎么办？是不是只有我们汉族所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省才属于中国，其他都不要了？”
孙逸仙匆忙答道：“只要推行民族和平对等政策，效法美国共同建国，各族共和，并使的人民富裕，则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宋彪当即骂道：“扯淡，你当总统就干这种事吗？将国家的疆域安全都寄托在你的一厢情愿之上吗？政治家和军人一样，永远都要将最坏的情况考虑进去，选择最为稳妥的路。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爱尔兰为什么要求读力？挪威为什么要求从丹麦联政中读力，芬兰为什么也要读力？政治家第一大忌讳就是幼稚和想当然，中国的历史很漫长，一个政客的幼稚导致国家分裂和衰落，以至于成为民族罪人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情况截然不同。我以为中国现在优先要学德国，一切看德国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这是最保险也最简单的策略。如果德国倒在前面，我们还可以另外换一个学习参照的目标，如果德国继续繁荣，我们也必当繁荣。”
他说的话很难听，但他一贯就是如此直接的人，即便他还是很佩服孙逸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长期以来的坚持，但是，人非圣贤，谁都有错，如此大的错误就肯定要骂。
孙逸仙很尴尬，也不满，而且觉得宋彪这番话是狡辩，只是他又无法反驳。
宋彪则转而补充道：“孙先生，我一贯是个有话直说的人，所以请原谅我的无礼和轻狂。在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些不那么客气的话，如果我说的不对，希望你也别介意。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现在如此，未来也将会如此，但你并不是一个熟练的政客，你说的很多道理是对的，正如我们在国外考察学习的结论一样，都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可你还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如此复杂的国家，中国总理比美国总统要难当几十倍。一个不作为的美国总统只能算是平庸的总统，而一个不作为的中国总理简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为中国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是一个拥有四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的耕地总面积还不如美国，美国则只有七千万人口。人口总是会不断的继续增长下去，五十年后，当我们有十亿人口时，我们至少有3亿人口是无法养活的。爱尔兰有一千万人口，大饥荒发生之后有三百万人逃往美国，五十年后，当我们遭遇大饥荒，三亿人口要逃往国外，请问国外哪个国家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又是否愿意接纳？如果你是那时的中国总理，或者如你所愿的中国总统，你怎么办？让三亿人坐在国内活活饿死吗？我刚从四川回来，心情异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万人口，相当于58的美国人口，8300万亩的耕地却仅相当于美国耕地总面积的5，这么少的耕地，这么多的人口，人均耕地仅为1.72亩，我不知道你要是做了总统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以及如何考虑‘五十年后之四川’这样的问题，我只知道身为你们同盟会不承认的皇帝，我在四川的一周，几乎每天都是在一种夜不能寐的状况中，心惊胆战，如履薄冰。”
说到此处，宋彪并不打算放过这位理想家，继续评说道：“广东的情况应该也不比四川好到哪里去，山西的情况只会更糟糕，河南、福建、陕西、山东、河北都是一样的问题。人命关天，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搞明煮、搞自由，身为政斧，能否将人口都养活，能否让中国人生活的有尊严都是一个棘手的事情。所以我说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客，你根本不理解中国之困难，即便你说你了解，你也不能理解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着的各种危机。同样的，我也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委任他们组建内阁政斧去治理国家，而我要做的则是帮政斧处理掉各地的分裂，避免国内的军事危机，统一各地的军事力量，团结一致对外。我之所以要当皇帝，正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想当皇帝的人太多，即便不当皇帝，他也想当土皇帝，但只要我当了皇帝，在我生前，没有另外一个中国人可以再敢去想皇帝梦，甚至连当土皇帝的机会都没有，而这就是中国此时的现实。我们会继续的全面学习德国，但我们和德国不同，德国是肉与面包的问题，我们是生与死的问题。”
宋彪不是那种演讲大师，他几乎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但他一旦开口，他可以将所有人辩驳的无话可说，无地自容，因为打击别人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将孙逸仙先生说的非常灰心，非常痛苦，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