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屯是个杂姓村子，毕张王司马，邵邢赵区杨，其中，毕、邵是大姓，人数较多。
“文革”期间，以毕姓为主的“东方红兵团”和以邵姓为主的“红旗大队”，斗得你死我活，老村支书赵洪顺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来批去，这位顺子爷就是不认账，“我搞过土改，斗过地主，分过田地，参加过互助组，加入过合作社，如今是人民公社社员，我走的是一条革命的共产主义大道，从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个啥样，怎么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也太抬举我了。”造反派说“你鼓励社员养羊，就是搞资本主义。”“啊哦，我明白了，羊是资本主义，那牛就该是帝国主义了？”结果引起一阵哈哈大笑，年轻人捂着嘴不敢笑出声，老头子咧着大嘴笑得“嘎嘎”响，老娘们笑得奶子直打颤。这位顺子爷辈分高，土改时的老党员，为人正直，群众威信高，就是年纪太大了，虽然被挂了牌子，但却无人胆敢对他动粗，老人家自然没能享受到“阴阳头”、“大弯腰”、“喷气式”、“轰炸油炸”的待遇。造反派叫他交出两委的大印，他装迷糊，“丢了，不知放到哪里了。”打倒四人帮后，两委大印又出现了，有人问他“顺子爷，咱大印你藏在哪里了？”他说“在我腰带上拴着呢。”于是有了小唱“东山屯的大印在哪里，在顺子爷的裤裆里。”
十年动乱，东山屯“其乐无”，只剩下“穷”了，催缴提留款，集资，出民工，成了管区的老大难单位，动乱期间，为了抢班夺权，两派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如今却无人愿意出任村支书、村主任，东山屯的两委班子彻底瘫痪了。
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温都尔汗折戟沉沙那年，毕嗣根从部队复原了，他，共产党员，铁道兵出身，年近三十，虽五短身材，却威武不减，一天，管区书记传来话，公社党委组织部长张万全叫他去一趟，毕嗣根心里打鼓：部长找我有啥事儿？管它啥事儿，去了就知道了。
毕嗣根骑着自行车，一路下坡，四十分钟来到公社大院，来匆匆，回也匆匆，见过张部长，不到一刻钟就出了办公室，他神色不定，双目忧郁，满面冷霜，心事重重地向回赶路。
毕嗣根的坐骑是一辆破旧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旧自行车，就这样还是借来的，回来路上，一路上坡，车子“吱咯”作响，毕某臭汗满身，一个多小时才回到东山屯，进了礼门，来到小学校，把车子还给学校的刘老师，便一头扎进了老支书家，进屋，拿起水瓢，掀起缸盖，舀了半瓢凉水，“咕咚咚”地灌了下去，长出一口气，这才一腚坐在了炕沿上。
“张部长咋说？”顺子爷问。
“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公社党委决定我回东山屯担任村支部书记，我说有困难，他说，共产党员就要迎难而上，不要讲价钱，服从组织的安排是党员的天职。”
“还说啥？”
“还说他很忙，没空和我闲扯淡，就打发我回来了。”
“没说待遇？”
“说了，每月津贴200元。”
“这钱谁出？”——老爷子担心钱由村里出，东山屯穷的吊起锅来当锣敲，集资、提留任务几年没完成了，哪里有钱？
“公社出，爷，你说我干，还是不干？”
老支书沉思一下，“干。”接着深情地说，“根子，你看咱东山屯穷成啥样了，破屋烂墙，人穷志短，大姑娘争着往外嫁，老少光棍一大片，怕的是再这样下去，咱东山屯就会断了子孙，后继无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咱爷们既然是共产党员，就应该负起这改变家乡的责任，你说你该干，还是不该干？”老爷子反问一句，他紧抽了一口旱烟，然后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猛磕了几下，落在地下的烟灰冒出一股青烟，光线昏暗的草房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烟草味，接着说“咱村这些年一直没有发展新党员。从土改过来，原有七个党员，老大了三个，还有四个，我找他们谈话，全力支持你担任村支书。”
“谁当村主任？”毕嗣根紧问一句。
“你说谁能当这个村主任？”老爷子旱烟袋离嘴，眯着眼再次反问一句。
－－－－－－题外话－－－－－－
陈善的《扪虱新话》一书中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唯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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