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可称之为革命，但不同于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目的的良知革命，而是一场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肚皮革命”。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这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还是弹劾？罢免？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而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
在朱永兴个人看来，在品评这些逝去的古人时，应该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高谈阔论。起码。如果他不幸生在那些饥民之中，也不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饿死的。
再说崇祯，朱永兴同情是有，但并不认为是一个明君，甚至对他颇多鄙薄。什么“日理平台。勤于政事”，什么“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仿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明君，只是让李自成害了。
“日理平台”与明代的政治体制有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是“皇帝集权”。废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实行“阁臣辅政，阁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实际上就是谁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点头。连阁部大臣也不过只是“票拟”而已。具体到崇祯这个人更是“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聪明，他不“日理”谁“日理”？
至于“减膳撤乐，厉行节约”，也是毫无用处。换一个办公室，穿着烂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办合一”。吃饭时少几道菜，这都不错。但关键问题是得取消加征，赈灾济困。让老百姓不要跟着李自成跑，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饭吃了，你在宫中搞两场文艺表演，多吃几碗红烧肉，有什么关系？
但崇祯一遇兵败城毁的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下“罪己诏”。但这有什么用呢？对一个皇帝来说，要紧的不是感动臣民。换取老百姓的几滴眼泪，要紧的是。朝廷得拿出钱粮，拿出政策，救济灾民，让老百姓回家种地，至少得停止横征暴敛，因为在天下汹汹的大势面前，加征无异于“驱羊饲虎”，但崇祯是直到上吊之前一个月还在严辞催逼钱粮。
与其说崇祯是有魄力，倒不如说是魄力用错了地方。在国家暴力机器之下，江南的那些富豪士绅无所动，偏要为难那些受灾的老百姓。要说富豪士绅能量大，可还能抗过刀把子？加税征粮，不服就抄家，损有余而补不足，应该不比动用大军前去镇压民乱代价大吧？
其实，这种“逼上梁山”的恶果在当时不要说文人雅士、行政官员，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
崇祯十四年，河南的许多州县已为李自成所得，汲县百姓王国宁冒死上书，指斥朝廷：“时时搜刮孑遗，日日更换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扑尽绝粮之人，终不能无米为炊，白骨再肉也。”但崇祯至死不悟，以为只要把诏书写得“语重心长”、“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驱使，不复有怨言。
而“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也是崇祯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的特点。“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当然，明亡不能归罪于崇祯一人，但作为这个帝国的“大老板”，出现官贪兵懈、厂卫林立、政体朽坏、天怒人怨的状况，他难道没有责任？为了平辽，屡次加征，要饿死数百万人，却还无法阻止鞑虏五掠中原，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个很有骨气的皇帝，身死社稷，算是一个悲剧英雄。但这不意味着他一定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皇帝。就象一个好皇帝未必是好人，一个好人未必是好皇帝一样。客观完整的评价一个人，既要看到他的优点，也要看到他的缺点。
南明尚有中兴之机，大明到了崇祯手中，固然是一个烂摊子，但形势还能坏过大半国土被占的永历年间？人们对崇祯寄予无限的同情，就如同对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的死一样。
“滇人如丧妣，罢市哀恸。各街市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风霾突地，屋瓦俱飞，霹雳三震，大雨倾注，空中有黑气如龙，蜿蜒而逝”，“雷电交作，空中有二龙蜿蜒……军民无不悲悼”，“大昏黑，风霾并作，人影不见”，“天地昏黄，士民相走，哭于道者不绝”……
其实呢，永历政权同弘光、隆武政权一样腐败，永历也不是一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