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树县公安局的一个大会议室，200个座位座无虚席，走道还有不少媒体记者。手机端 m.会场主席台方悬挂着“11-3事件”的横幅；主席台前两排的座椅被摆成左右两方，一方是死者的4名家属代表，另一方是王光辉、红彩妹妹、司机小、田力这4人。
一个穿警官制服的人对话筒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大家好，周的11月3日，我们县体育馆发生了一起在演唱会伤人致死的不幸事件。由于事件涉及到明星人物，因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议论，并且在络引发了诸多质疑的声音。目前，经过我们公安机关的调查，事情经过已经查明，有关当事人也都到案。为了回答社会公众的关切，澄清事实真相，同时也为了分析责任和调解争议事项，今天特由县公安局在此召开‘11·3事件’。现在，开始，第一项程序是播放‘11·3事件’的现场录相资料，请大家观看。”
这时，有一个年男子，向会议室门口的警察亮出自己的证件说：“警官你好，我是死者家属的委托律师，我要进去参加。”
现场的两个警官商量了一下，叫4个死者家属代表让出一个坐位给这个律师，以此保持双方的人数均等。
“刘律师，你怎么才来啊？我还以为你不来了。”三个死者家属代表先后与这位律师打了招呼。
刘律师说：“我准备发言提纲，所以来晚了。别急，等下先由我发言，你们都按我的意思来说话，懂了吗？”
“好，懂了，懂了。”
……
录相资料播了半个小时，内容包括观众围观红彩妹妹的车子和众人掀车的情景；各方在体育馆办公室里的协商情况；红彩妹妹在体育馆内的演唱片断；最后一首歌的演唱过程及其伤人事件过程。
主持会议的警官说：“各位，刚才播放的是‘11·3事件’的完整影像记录资料。如果有人对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有任何疑问，现在可以提问。有没有？”
刚才那位刘律师举手说：“我有话要说。”
警官惊异地看了一眼刘律师，有点无奈地说：“那好吧，你说。”
刘律师：“我是死者家属的委托律师，我叫刘星海。我对刚才播放的‘11·3事件’影像记录资料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我认为这些资料的剪辑组合方式，是具有某种倾向性的。其意图是想说明，红彩妹妹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愿望、为了解救当时的困局、为了顾全大局而献唱的。我要指出，这是一种误导。我代表死者家属，表达述意见，请今天的组织者，记录在案，谢谢。”
会场骚动起来，各种议论交织混合成一种“嗡嗡”的声音，让人无法分辨清楚。
这时，田力向会议主持人举手示意。得到同意之后，他站起来说：“各位，我想明确指出，刚才这位刘律师的意见，是一种主观臆断，是属于他个人的自由心证，因而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请组织方不予采信，谢谢。”
主持会议的警官不动声色地说：“刚才播放的这些录像资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技术部门编辑的，我们没有加一个字的评论，只是将事件的完整过程呈现出来。所以，我认为，公安机关在处理‘11·3事件’的过程，不存在所谓的倾向性。请大家注意观察，不要误听误信。接下来，请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陆津山同志，向大家公布和说明‘11·3事件’的调查结果。”
……
陆警官几乎是用字语言将刚才播放的录像资料又复述了一遍，也用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最后归纳说：“综情况说明，‘11·3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桩诈骗案，使一位明星演员和2000名观众被骗至县体育馆。演员为了顾全大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为曲。在演唱到最后一首歌曲时，发生了以不幸。经调查，王光辉主观是为了制止死者对红彩妹妹的进一步的猥亵企图。但由于踢死者要害，致其内脏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王光辉主动投案自首，并表示愿意按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向死者家属给予合理的经济赔偿。”
接着，主持人说：“刚才向大家介绍‘11·3事件’调查结果的陆津山同志，是当时在体育馆现场负责维持治安秩序的指挥员，也是‘11·3事件’全程的目击者。大家对他的介绍和说明若有疑问，现在可以提问。”
主持人话音刚落，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刘律师马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之后，他点头致谢，说道——
“谢谢主持人给我提问的机会。对于陆警官刚才所作的‘11·3事件’调查结果说明，我代表死者家属，提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调查结论使用了‘猥亵’一词，我认为明显不妥。众所周知，我国《刑法》规定了猥亵妇女的罪行。问题是，怎样的情形才是法定意义的猥亵行为呢？如果是在一般的场合，男子未经允许而不怀好意地接触女性身体，可以考虑属于猥亵范畴。但是，‘11·3事件’发生在一种特定场合，一个热心的男观众对一个受欢迎的女演员，在演出活动的互动环节进行拥抱，是社会公众普遍能够接受的亲善友好行为，因此不能定义为‘猥亵’行为。”
田力起立举手，想发言，刘律师说：“我还没说完。”
田力无奈又坐下。刘律师继续说——
“各位，现场的各位朋友，我现在请你们注意看看，坐在我对面的当事人之一的红彩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