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最讲究尊卑与序列的。
在一个家庭里，爹妈和子女的身份地位永远不能划等号，在一个单位里，领导和普通职工之间也永远有别。
这一点连不认字的人也懂得。即使在“最平等”，“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月里也是一样。
所以在我们所有社会活动中，永远都是依礼有别。
席次上也是一样。每逢尊卑长幼同堂聚会，都须按传统的成规序坐。
具体到民间办喜事上，由于请人较多，来宾当中既有亲戚，也有朋友，亦无法统一序座。只能是分别开席，以桌为单位地序座。通常会分为贵宾席、新亲席、近亲席、朋请席这四种。
不用说，怎么安排座位，其中细节十分琐碎，繁杂。即使做好全面考虑，通盘安排。也很难不出纰漏。
而最容易出问题的恰恰就是贵宾席，也就是俗称的“上宾席”、“首席”上。像洪、许两家发生的争议就是为此。
贵宾席其实并不单指一桌，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主要是办喜事的特殊礼遇。例来要由男方、女方父母亲自作陪。
比如说，招待被两家人邀请来的娶亲人员，如娶亲太太、送亲太太、娶亲官客，送亲官客等。
过去还包括提拉盖头、金银水壶的小孩。正如今日通常情况下的证婚人、介绍人、司仪、伴郎、伴娘，以及给新娘拉头纱的小孩。
第二种主要就是被本家请来的高官职，有功名者，社会名流了。
这不但要单开一班席，按品爵高低，功名大小以及社会威望排列桌次、座次。也要由本家作陪，和安置与其社会地位及身份相等的人物同席。
按原本安排，其实洪家的贵宾席有四席。
第一席有洪、许两家父母，新郎、新娘坐陪，常显璋、顾凌烨、许家“大姨”和许晓军。
第二席有允泰夫妇、寿敬方坐陪宋局长夫妇，以及重文区的几位重要领导。
第三席有洪衍争夫妇作陪常局长夫妇、何介夫、单先生、王汉平、老苏和俞宛妤。
第四席才是洪衍武陈力泉陪同三个“海碰子”、宋国甫、宋平平和杨卫帆、周曼娜，苏晓明他们。
然后往下才是新亲席、近亲席，朋请席。
至于说许家到底有什么不同意见呢？
敢情仨字儿就能概括，势利眼。
首先，许秉权夫妻除了认为无论如何两个区领导得坐在第一席上，还要洪家把“通上边的关系”也安排到这一席上。
另外，他们认为允泰夫妇和寿敬方虽然是洪家至亲长辈，可允泰两口子沉默寡言太土气，只是俩农民。而寿敬方态度孤傲，也不过是个抓药师傅。
相比较，与什么区饮食公司书记，区卫生局局长，重文分局的副局长，社会地位差距太大，就是想尽心陪也陪不好。
所以他们希望只安排洪家这边同级别的领导干部来坐这一席，如果是著名演员之类的文艺工作者也行。
甚至他们俩连自己这边的“送亲太太”都不怎么在乎，执意要给“大姨”安排到新亲席去。这就叫卸磨杀驴。
洪禄承当然不乐意了。就据理力争，说这样失礼数，伤感情。
但许秉权却认为洪禄承的坚持是食古不化，跟不上社会形势。
想想看吧，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人，怎么可能说服彼此呢？
于是尽管有王蕴琳想在旁圆和，可局面还是僵持不下，隐约已经有点红脸的意思了。
这得说，还幸亏李福有眼力。
一个是他看见不对劲及时赶过来了。弄清怎么回事，赶紧先安抚，再分头儿来劝。
二个是他早看出点苗头来了。
他发现允泰夫妇、寿敬方和那些官儿坐在一起不自在，而常局长老两口带着的小孙子又老闹着要找妈。
这么结合所有情况一衡量，他就劝洪禄承干脆让一步算了。
说就差最后一哆嗦了，这个时候两家亲家闹纷争，太不划算。干脆息事宁人，由他出面协商，再试着调一次座位得了。还没准更合情合理。
而跟着转过头来，李福又和许秉权商量。
一是先说明了，帮洪家借来车的是杨卫帆，师级待遇的著名演员，高干子弟。按说身份是足够了，可他是洪衍武的朋友，那是小辈儿的，不好跟长辈坐在一起。
二是再说明，常局长是一家五口人一起来的。另外文艺工作者也各有自己的圈子，而且多为女同志。要是陪第二席也不大合适。
所以调席可以。但洪家的关系，能陪第一席的只能是与区领导同属厅局级干部的宋局长夫妇和何介夫了。
而第二席洪家这边就没人陪了，只能是许家认识的领导干部们自己坐一席了。
对此，许秉权夫妇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因为尽管没能实现他们与更高阶层同处一席的目的，可洪家毕竟是退让了，这就是颜面上的胜利。
而且从洪家缺人陪坐第二席，就足证明社会关系上，还是许家更有优势的。
再想想，还压着那个高干子弟一头呢。怎么说对方也是小辈儿，等人一来，待会开席敬酒的时候，他们好好聊聊，彼此未必不能亲近亲近。
就这样，两家人总算达成意见，在李福的筹措下，席位又大调整了一次。
最终变成了第一席洪、许两家父母，新郎、新娘坐陪，两位区领导、宋局长夫妇和何介夫。
第二席是许家交往圈子里的一些领导干部。
第三席允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