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农村里很不平静，在忍受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几乎到极限的时候，迎来了土地改革。同时提出了好几年的计划生育，也陡然从宣传期变成具体实施。事实证明，咱们政府的掌控能力是空前绝后的，哪怕这么不人性化的政策，也妥妥地作为基本国策实施了近30年的时间。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地方政府最终把“提倡”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基本只准生一个孩子。在次之前的政策是“晚、稀、少”的方针，，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但是从今年开始，突然变成了强制执行。
在白云县所在的地区，计划生育尤其抓得紧，曾经创造过连续十多年人口负增长的“壮举”。连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都知道这样下去要出问题，但是那些“砖家”，“学者”却还在得意洋洋地吹嘘计划生育带来的好处。这更是多少官员体现自己能力的绝好途径。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无辜的小孩失去了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人流、引产、绝育。人们的生育权进入史上最黑暗模式。
杨小贝出生以后，第一时间被送来“独身子女证”，政府天天鼓吹“独身子女光荣”，父母都是明理的，哪怕不情愿也没有打算再要二胎。结果几年之后，政策突变，又允许头胎为女孩的，三年之后可以二胎。乡上又把准生证送到了家里。这真是啼笑皆非，反正老百姓没有任何置喙的余地，那就生呗！于是“独生子女”杨小贝又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弟弟。
计划生育导致的后果在后世是触目惊心的。国家从健康的成年话社会到老年化社会只用了20年时间，而发达国家虽然也都步入老龄化，但是人家用了80-100年，并且人均gdp是国内的10倍。更何况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老龄化的沉重后果还没有显现，但是光棍的问题却已经是整个社会的难题。虽然官方统计有成年男性多出来几千万，但是这个问题大多集中在农村，女孩子本就不多，还有很多出去了就没有回来，有钱出得起彩礼才能够娶到媳妇，而有的人家倾尽全家之力也未必能娶到，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
弟弟比杨小贝小7岁，因为杨小贝的前车之鉴，从22岁的时候老妈就开始张罗找儿媳妇，结果一直到近30岁才结婚。彩礼从最初的没有，变成了房子车子现金将近30万。全家的积蓄都加上还不够，最后亲戚家借了几笔才把婚礼办好。这一点都不夸张，只是农村男孩子最普通而且幸运的经历罢了。
作为村级卫生单位，杨小贝也收到通知，负责本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当然抓人引产之类的轮不到她出马，那是村干部和乡计划生育办的事。杨小贝要做的是统计村里的育龄妇女情况，密切关注她们的生育情况。虽然不得罪人，但是她也很无奈。再没有什么比明知道是错的，但是无力改变来的绝望。
有些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你无论如何不会有那么多的感触。但是现在，每天接触到的都是绝望的、麻木的母亲。生育超过两个的，全部统一到乡上做结扎手术。不去就强押着去，躲到山上都要被逮回来。在一方不配合，一方走流程的情况下，结过扎的妇女都被匆匆送回，根本不会考虑到术后感染等问题。
杨小贝并没有接到通知处理后续问题，但是她这里有每次去结扎的名单。在无法为她们做其他的情况下，她只好背着出诊箱每天翻山越岭的去她们家里，帮着换药、拆线，有感染的情况还要给药。因为是自己主动上门，通常情况下她也没有收费。都已经很悲伤了，她又不是去创收的。
有的人家讲仁义，非得给钱，杨小贝就象征性的收个一块、两块的。很多年以后，她们就记得在这最悲伤绝望的时刻，有那么一个小姑娘，穿着白大褂，背着一个对她来讲过于沉重的出诊箱，笑眯眯地走进家门的情景。她轻声细语的，耐心询问自己的身体状况。在被粗暴地剥夺生育权以后，这种温暖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杨小贝不知道她看不过去而自发的举动，会让很多人感激不尽。诊所开了几个月，知名度渐渐打出去了，每天的病人都多了起来，加上她还要出诊、接生，几乎是马不停蹄的节奏。
这不，刚刚从一个阿婆家里打好针回来，杨小贝几乎摊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想动。易慧芬给她倒了一杯水过来，担心地说，“我就说我去，你偏要自己去，你看看最近你都累瘦了！”
疲惫地笑了笑，杨小贝拿起杯子咕噜咕噜一口气把水喝光，说，“李阿婆的情况不大好，我过去看看放心点。”老妈昨天也在外面跑了一天，她们轮流出诊，还可以休息一下。
“唉，也是尽人事了。”易慧芬知道那个李阿婆是癌症，孩子们倒是有良心，送到县医院看过了，可是听说是癌症又抬了回来。七十几岁的人了，又是绝症，在医院里浪费钱也没意思，还是回家吧。医生也同意，这样的晚期高龄病人的确没有什么治疗的必要，只能是给他们开了一点止痛药，让老人不那么痛苦地离开。
李阿婆从医院抬回来就直接到诊所落脚，拉着杨小贝的手一定要她去家里给自己打针，医院里的护士打针太疼了……杨小贝满口答应，当初就是她发现老人的症状才建议家人去想医院，不过没办法，已经是晚期了。不过无论的李阿婆还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