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祁的内策其实很简单：工人们想要的经济福利，全都给他们，当然要慢慢地如同挤牙膏一样一点点的给。
最长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制度、限制或者禁止使用童工、男女工同工同酬、工伤福利保险等等，这些在后世被行之有效的策略，程祁认为都可以拿来一用。当然他也知道，资本家或许有良心，资本是没有良心的。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多支出这些费用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之前，没有资本家会自愿负担这些开支——要知道，市场竞争如此激烈，平白地增加这些用工成本，只会让有良心的资本家更快地破产。
而如果让议会强制性地通过这些法案呢？那简直是开玩笑了，四级议会里士农工商，哪里有泥腿子的位置。和谁过不去也不会和钱过不去啊。
洪承畴虽然聪明，但并非圣人。他知道这件事情从整体而言对四级议会里面的富人们都是好事，但是却没有谁愿意出来当这个出头鸟。而如果得不到一致行动的话，但凭一家的力量却又根本无济于事。
程祁也早就预料到了——其实都是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他道；“亨九先生的疑虑，晚生已经想到了。先生所忧虑的不过是朝堂上的衮衮诸公目光短浅，不肯为长久打算。这其实也怪不得他们，工人本就是新时代才有的力量，他们不同于周王朝闹共和的国人，也不是历朝历代造反的农民和军阀。工人的力量只在几次捣毁机器和要求增加工资这种小事中有所展现。目光短浅的人只愿意等到洪水来了才肯修筑堤坝，疏浚河道，而聪明的人则愿意未雨绸缪。”
“其实学生已经为亨九先生想好了一条以邻为壑的计策。既可以让满朝的文武看一看团结起来的工人们到底有多么强大，又可以让我们北方的那头巨熊吃点儿苦头。”
程祁的所谓外策其实也并不复杂。说起来就两句话：团结辽国工人，领导辽国工运。这样的计策在《战国策》上不胜枚举，可是越是古老的计策往往就越好用不是。洪承畴琢磨了半天，越琢磨越觉得有味道，最后兴奋地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小老弟啊，你可真是个人物！”
说起来赵宋帝国与耶律契丹王朝那真是一部相爱相杀八百年的爱恨情仇。宋太宗北伐辽朝结果骑驴而逃，萧太后南征却一脚踢在了铁门板上这种囧事都不必多说。共和革命刚刚闹起来的时候，化妆出逃的赵官家第一想到的也是去向北方的兄弟之邦求救，而辽人也很仗义的南下出兵拯救宋朝大兄弟——当然，辽人骑兵在河北一路打草谷弄得民怨沸腾，义勇军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支持新政府这种事情也是写入了历史书的。
共和革命的巅峰时刻，共和军北伐一路打到上京郊外，辽国君主差点儿烧掉宫室准备回深山老林里打游击以图东山再起。
所以说，两国是如此的相爱相杀，以至于程祁刚一提议祸水北引的以邻为壑之策，洪承畴马上就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让辽国人乱起来，这倒是个好主意。如果组织起来的工人们真的能形成洪水之势。那么要推行社会福利法案倒也会少了很多阻力。”洪承畴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更是一位老道的政客。他从程祁介绍的洛阳工人状况中登时就明白了，如果自己能够推动那一系列法案在四级议会的通过。那么后世少不了要给自己冠以一个与王安石、吕君瑞、张太岳齐名的改革家头衔。
程祁道：“关于如何让这洪水在北方先决堤，晚生心中也已经有了一个草案，还请亨九先生指点一二。”
辽国的工业和人口分布一样很有特点，基本上都集中在辽河流域的几个大型城市里。因此虽然辽国工人的总数不多，却有特别集中的特点。而且辽国的工业也很有特色，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些需要强劳动力的门类比较发达，而其他的工业门类或者比较薄弱或者产能有限。而且与大宋相比，辽国还有另一个特殊之处：在其广袤的国土上，大大小小犬牙交错的分布着近百个诸侯领地。
这些诸侯领地一般分布在异族较多的地区，少数的封建领主（汉人、契丹人、渤海人等所谓的国族）统治着广大的被征服民族（如斯拉夫人、罗刹人、楚瓦什人等）。以少数人来统治多数的异民族，不得不实行一些较为残酷的政策。因此当辽东流域已经烟囱林立，铁轨纵横的时候，在广大的鲜卑利亚至东欧平原的区域内，仍然广泛流行着农奴制度。被征服者被封建宗法制度牢牢地束缚在领主划定的土地上，既不能向宋国的农夫那样抛荒进城，也不能向自由民那样融入到自由市场之中去参与分配。他们的生老病死全都由领主掌握着，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外面发生了什么，都与他们无关。
所以大辽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在他的东部精华领土，有着不输给大宋繁华都邑的工业，而在广袤的内陆地区，却还是如同两千多年前周公封建时代一样的农奴制度。
在这样的国度里搞起工人运动来，只会影响到辽河流域的少数城市，却不会影响那些犬牙交错的封建堡垒。程祁有时候越想越觉得当初为大辽设计这套制度的高宗皇帝与皇后两口子真是一对天才夫妻。城市乱了，有封建领主们可以率兵勤王。如果领主们造反则有中枢朝廷派出去的各种都督府、总督府毫不留情的镇压。这一套制度结合了周朝封建制度的扩张性与秦汉郡县制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