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这个夜晚，兵部。
杨嗣昌入京近一个月了。
尽管朝廷对不起他父亲杨鹤，但崇祯对他杨嗣昌个人的信任，却毋庸置疑。这不仅因为杨嗣昌的个人能力，更因为杨嗣昌从来不参与党争。尤其是在崇祯身边所有人，要么亲东林党，要么反东林党的时候，杨嗣昌这个两边不靠，坚守中立的立场，对崇祯而言尤为可靠。所以哪怕崇祯对于杨鹤剿匪不力，坐看反贼做大恨之入骨，身为人子的杨嗣昌又屡屡上书为其父喊冤，甚至以自身任免跟他讨价还价，也没有让崇祯对杨嗣昌的信任稍减。毕竟，孝子无论如何看都比不孝子更加可靠，如果对父不孝，崇祯如何敢相信他会忠？
杨嗣昌对于崇祯的信重心中十分感恩。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自己父亲确实错了，只是身为人子，对于父亲受苦，无法坐视，所以心中痛苦，但并无怨愤。他与父亲实际上在政见上是相左的，就如大禹与其父鯀治水的方法截然相反一样。
杨鹤认为民反实因饥寒交迫，是不得不反，是朝廷没能让百姓吃饱饭，而百姓只要能吃饱，内心是不愿意造反的，仍会是大明的百姓。所以杨鹤对于起义的军队已招抚为主，不愿劳师围剿。与之相反，杨嗣昌则认为百姓造反之前是百姓，一旦造反就是贼。无论百姓造反的起因是什么，只要他们参与了造反，就尝到了造反的甜头。即使他们招安以后解甲归田，只要他们生活中再稍有不满，还会立刻重新造反。所以除恶务尽，剿匪也是一样。
事实上，他当年读《水浒传》的时候，就没少因为朝廷是否应该招安梁山争执不下，每次谈论这个话题，观点从未统一。
杨鹤认为百姓因饥寒而造反，与野心家阴谋叛乱不同。正如梁山上绝大多数实际上对朝廷忠心耿耿，只是不得志于朝堂。只要朝廷招安，他们就会为朝廷而战。当今朝廷面临建虏威胁，与面临辽国威胁的北宋朝廷何其相似！所以招安之后，让他们去打建虏，实为上上策。
杨嗣昌则认为，如果没有梁山的故事流传，或许招抚的政策还可以用，以寇御寇的方针也没有问题。但梁山的故事已经流传几百年，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果梁山的结局宋江没死，或许反贼有可能接受招安，但偏偏宋江最后被北宋朝廷毒死。这样一来，反贼对于朝廷已经缺乏基础的信任了。任何反贼在考虑是否接受招安时，一定会想到宋江的下场，然后不寒而栗。所以百二十回《水浒传》流传之后，反贼再也不会真心实意接受朝廷招安了。
当年杨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对于乱民的招抚实际上已经初见成效了，这一点杨嗣昌也是承认的，而且这也是他屡屡上书为父亲喊冤的理由。但最后正如杨嗣昌预料的一样，已经招安的乱民又降而复叛了。客观上说，这不是杨鹤的判断出错，当时乱民是真心接受招安的。只是因为朝廷答应的赈灾粮食等物资没有到位，导致乱民仍然活不下去，所以才降而复叛。
整个过程实际上杨鹤并无主要责任，实在是朝廷也拿不出足够物资了，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杨鹤作为总督确实剿匪不力，造成匪患做大，朝廷惩罚他，也没有问题。当年朝廷要直接问斩杨鹤，杨嗣昌上书要代父受过，崇祯一看孝父如此，岂会不忠？对杨嗣昌好感爆棚，看在他面子上饶了杨鹤一命，罚他戍边去了。
后来崇祯要提拔杨嗣昌当三边总督，这就是杨鹤当年犯错误的职位，杨嗣昌跟崇祯上书：“臣父以总督蒙遣，子何忍拜此官？”想要崇祯看在他面子上饶了他父亲。但崇祯是什么样的人？崇祯是一个很纯粹的认死理的人。爱一个人爱死，恨一个人恨死，信一个人就不容易怀疑，而一旦怀疑一个人，别人再说他好话也没用。所以深恨杨鹤误了剿匪时机的崇祯，无视了杨嗣昌的请求。同时，对杨嗣昌的信重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重：为了父亲连升职加薪都不要，这是多孝顺？这样一个人又该有多忠？
前年，杨鹤死于戍所，听得消息杨嗣昌当场昏迷，半月才醒，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书崇祯为父正名。崇祯见杨鹤死了，恨也基本消了，又担心自己的大忠臣杨嗣昌身体，于是答应了。
去年，建虏入寇，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想起了在家守孝的杨嗣昌，十月份时下旨夺情，让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再三请辞，崇祯却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了，几乎是硬逼着杨嗣昌来京城。杨嗣昌见崇祯对自己信任看重至此，心下感激，决定舍命报君王，上个月到达京师，开始任职兵部尚书。
才一上任，就接到剿匪又一次失利的消息。杨嗣昌这些日子白天黑夜就在想一件事，怎样才能平息匪患。所幸因为他父亲的前车之鉴，他对于如何剿匪从未放弃思索，他自己又曾督军多年，不缺作战经验，这些日子又详细了解了匪军与朝廷敌我虚实，对于该如何剿匪，终于成竹在胸。
这几日，杨嗣昌废寝忘食地起草并完善自己的剿匪计划书，尽管这时候夜已深，杨昌嗣仍然留在兵部，不欲归家，因为他的计划仍然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完善。
杨嗣昌的计划叫“四正六隅十面网”：将乱民重点活跃的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作为“四正”，这四处的巡抚对匪军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将“四正”周边的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隅”，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