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鼎仓皮劵的销售，除了前期投入的各家分利以外，那每股十万钱的股金还是建康城营建下一步的启动资金。既然庾曼之这里销售情况不是很好，沈哲子索性让他将剩余的部分都转给任球，由其再往外发售，趁着价格还不错，尽快将资金回笼。
至于那些错过今次入场机会的都中各家子弟，日后倒也并非没有机会再加入进来。日后随着供股的成本增加，那些商旅们势必不会将太多浮财投入进来，免不了要转手出去。又或者干脆将之馈赠给官宦人家，以此换来庇护。
在古代这样一个社会，尤其是东晋这样一个年代，官员所享有的特权实在太多，乏甚制约，几乎没有有效的制约。因此，并不能发展出来完全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健全的金融产品，一切的利益输送，终究还要向权力看齐。
这种现象，其实也并不仅仅只是东晋的弊病，应该说是农耕社会生来俱有的弊病。因为大量的社会生产力被锁死在土地上，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任何的商品经济仅仅只是权力的附庸，在生产力没有一个突飞猛进的爆发时，资本其实很难彻底翻越权力所设置的障碍。
沈哲子所搞出来的这些构想，其实很难称之为资本，因为这个构架的核心还是以权力为基础。假使他家没有获得眼下的势位，完全不可能号召那么多人家真金白银的投入进来。当然，还有中枢暗弱，不能对占有资源的南北各家进行有效的控制。
别的不说，单单台中如果看鼎仓不爽，直接强令少府撤出，那么这个组织就会即刻崩溃。可是现在，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台中自然要投鼠忌器，绝对不敢进行太强力的干涉和管制。
所以，沈哲子这一套的计划，只是针对于眼下这个特殊的时代所构架起来，换了一个时代且不说做不得做得成，即便是做成了，崩溃起来也简单的很。更远的不说，单单沈哲子未来过江以后，随着他掌握的军队和土地越来越多，要不要废除这个组织只是在他一念之间而已。
这应该也算是时代的局限性，许多在后世看来应该能大益的制度，换了一个环境便会变得脆弱至极，根本就经不起折腾。
庾曼之原本还以为自己做的很好，结果在任球这里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心情实在黯淡。他眼下在都中也没有什么正式的任事，索性告辞去找沈云喝酒去了。
待到庾曼之离开后，沈哲子便问起了任球其他的布置。过去这段时间，他做的事情不少，其中大部分都是围绕建康城的营建，随着鼎仓的建立，事情已经踏上正轨，剩下的由其自由发展就好了。
至于别的事情，摘星楼那里聚集了都中大量的年轻人，各个激昂愤慨，自比于东汉时期的党人，生怕没人去找他们的茬，最好是把摘星楼拆了，给他们的行为更添悲壮色彩。
这些事情，沈哲子在决定节录《徙戎论》公布于外的时候，便已经有所预料，眼下倒也并不感到意外。他也懒得再去过问，那些人叫嚷的再怎么凶狠，过过嘴瘾而已，或许能将北伐这个话题再炒热起来。只要宿卫没有失控，他们就脱不了缰。
还有就是被沈哲子派去琅琊郡的几个门生，算起来那个卞章归乡也有些时日，倒是不知在乡里经营的如何了。
听到沈哲子问起此事，任球便笑语道：“那个琅琊卞氏仇家真是不少，卞七郎刚刚归乡露面不久，都内各寺署有司便纷纷收到琅琊郡内人家的检举。为了压下这些检举，我近来也是多与各寺署吏员走动，倒是没有闹出什么风波。”
琅琊卞氏被抄家罪名是谋逆，但这是庾亮在世时的旧案，最初的风头过去了之后，眼下已经不再被提及。
就好像历史上的吴兴沈氏，沈哲子老爹作死，家业尽毁。但是由于琅琊王氏没有垮，王敦谋反这件事很快也就平息下来，许多原本王敦的旧员也都免于被清算，又渐渐变得活跃起来。
比如陶侃的亲家庐江周氏周抚，只是在王敦被灭最初逃到了蛮部躲了几年，风头过去后归乡闲居，被禁锢一段时间很快又得到进仕的机会，甚至还参与了桓温灭成汉一战，后来官居益州刺史。
而沈家则要惨一些，全家只剩下一个沈哲子的小兄弟沈劲，因为背负谋逆之名甚至连乡议定品的资格都没有。后来也是走了王胡之的门户，才谋求到一个北伐的任事，后来死战洛阳。
以其一人之壮烈，又给家族争取到了一个继续向前行的机会，死灰得以复燃。在南朝的政权交替中，先后出现沈林子、沈庆之、沈约等出色的族人，在文武领域各有建树。哪怕到了隋末年代，还又出现了沈法兴这样一个反贼。
如今的沈家已经摆脱了旧路，甚至于褪去了武宗色彩，正在渐渐向江表高门过渡。
那个卞章的情况，其实与原本历史上的沈劲差不多，都是谋逆武宗的余孽。这样的人，本身乡资已经大损，如果没有人施加援手，几乎没有复起的可能。而沈哲子则就充当了卞章的贵人，当然未来这个卞氏究竟能走到哪一步，还要看这个卞章自己的能力。
譬如原本历史上的沈劲，就算是得以坐镇洛阳，但胡虏攻来了却弃城而逃，即便有再过硬的关系，也要为人所鄙夷，让原本已经衰落到极点的家业再次雪上加霜。
听到任球这么讲，沈哲子便有些了然。大凡武宗之家，在乡里行事肯定会失于强横，让乡人们积怨众多，加上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