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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南美洲1月是夏天），天长夜短，太阳正当着头顶方位，天气炎热，蝉虫、小鸟喳喳得叫个不停，道路旁的新载柳树叶子耷拉着，也像赶路返回的行人一般，疲倦、劳累。
穿过乡间小路，不远处是一座绿茵环绕、遍布水塘的沿海村庄。
村庄正南边，一栋栋靠近青砖瓦房的橡树底下，三三两两的农人坐在树荫或者屋檐石板下，一边闲聊一边望着烟囱中冒出来的白烟，心中估摸着饭菜做好的时间。
向前走过数十米，避开树木的遮蔽，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一座十余米高、带着尖顶屋檐的西式建筑，建筑上下两层，下面一层是数间宽敞的房屋，上面一层是挂着西式钟表的阁楼，约二十年前，华人刚刚在南里奥格兰州落足的时候，这座西式建筑还是一座信徒众多的乡下教堂，只不过随着传教士的离去，教堂被政府接收，先是在前两年当做兵营驻地，后来镇子里建了个初级学堂，学生们缺乏上学读书的地方，于是当时驻扎在教堂里的士兵们，便把教堂让了出来，稍稍改造了一番，挂上大汉国的国旗，便成了井边镇第一初级学堂的学校。
最近十年，大汉国的经济形势越来越高，人口众多的井边镇相继在镇子里建了两座小学堂，原本那所由教堂改造的学堂，因为远离镇子中心，便被下派至新厝村，作为新厝村村立小学堂，而学校里的三五名老师，则主要负责新厝村和临近几个村子适龄儿童的教育和管理。
挂着赤红国旗，留着尖堂，见证了新厝村华人百姓二十年的历史变迁，也承载了数百名在当地生活百姓的记忆。
老大杨光宗、老二杨光海、老三杨光中，以及三个年龄稍小一点的丫头，都是在这座学堂里度过了童年的小学生涯。
走进村子，习惯性的抬头张望着前方的小学堂，杨开富心中涌现出满满的幸福感。
杨氏一家祖上是地地道道的贫困农民，搁在他爹爹那一代，家里只有租种地主家的五亩薄田，每年秋收时节，上交五成田租后，剩下的粮食勉强足够家里人糊口，而如果赶上收成稍稍差一点的年份，交完地租后，剩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养活家里的五六口人，每当这种时候，杨开富的父亲和母亲，往往到县城里找点活计，通过给城里老爷们打短工、零工，换取几块铜板，然后买上几斤粗粮，挨过难熬的日子。
苦难的日子最难忘记，杨开富经常回忆到小时候到山上摘蘑菇、木耳、野菜充饥的经历。
父亲和母亲到城里打零工赚钱，而家里四五个七八岁、八九岁出头的孩子，为了给家里多找点吃食，往往几个人一块，带上几根木棍、、篮子，到离自家不远的山林中寻找蘑菇、木耳、野菜、野果。
山里能够实用的木耳、蘑菇数量因为经常被采摘的缘故，数量稀少，几个孩子为了争夺一丛蘑菇，不时会相互打架、斗殴，杨开富小时候就没少和其它孩子打架，最早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每每打架的时候，都护着弟弟，可是后来因为误食了一块有毒的蘑菇，哥哥去世，没了哥哥庇护，在与其他孩子打架的过程中，杨开富吃了不少的亏。
回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杨开富不禁为早逝的哥哥感到惋惜，如果哥哥没有误食毒蘑菇，平平安安长大后，和自己一块移居南美，就不会有以往的悲剧发生。
相同的年代，不同身份、地位出身的百姓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当那些远东地区的官员、地主豪绅们过着锦衣玉食、佣人成群的日子时，许多像杨开富一样的贫苦百姓，却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界线上。
杨开富兄弟姐妹一共五人，哥哥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因为饥饿、贫困夭折，另外一个妹妹在七八岁的时候，因为家里吃不上饭，迫不得已之下，被父亲卖给了城里一户姓何的老爷做丫鬟。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当初父亲把妹妹送给城里老爷做丫鬟的时候，杨开富也曾看到母亲躲在屋子里偷偷流泪。
儿子、女儿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但凡有一点办法，母亲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当女仆使唤。
杨开富当时虽然已经十三四岁，但是却没有能力做出改变，而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十六年前，当杨开富在南美本土刚刚稳定下来的时候，便拿出身上的全部积攒，跟着十余名相熟的本土邻居，一块回到了远东，然后花钱把当时刚刚十三岁的妹妹赎了回来，接到南美本土生活。
十六年前，南美本土，华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状况严重，为了鼓励华人适龄女子移民，政府不仅免除了五到三十五岁年龄范围内，所有女性移民的移民费用，而且只要是这一年龄范围内的女性移民，抵达南美本土后，不用经历两年的考核期，便能够直接获得正式国民的身份以及每人十到十五亩不等的土地。
借着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杨开富把妹妹带回本土后，来回花费的运输费用，经过井边镇官员审核后，全部得到报销，而妹妹也因为刚刚十三岁，不到十二周岁的原因，被送到扫盲学校，接受教育。
妹妹在扫盲学校学习了三年，学习结束后，
进入了新京府一处国营纺织厂，做了纺织女工，又过了两年，妹妹十八岁那年，嫁给了一个现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