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收棉花季节，花站里需要短工，在临洋镇供销社做棉检员的韩红旗介绍弟弟到花站去打临工，活不算太辛苦。
临洋镇在黄海镇东南30多里，属渔业镇，一条大海堤南北向将镇子分为堤内和堤外，堤外是滩涂，一直延伸到十几里外的海边；堤内是农田、住户；堤上堤下有店铺、冷库、码头，是临洋镇中心地带。穿过镇里的海堤虽只五、六里长，却有三条河流通过，宽各二、三百米，因而堤上建了三座以河的名字命名的闸，由南向北分別是玉棉河闸、临洋河闸、运棉河闸，闸外直接通向大海，形成三个港口，海船可在此吞吐货物、避躲风浪，临洋镇也因此而繁荣。
总以为黄海镇的水系最发达，等到了临洋镇才让韩红星见识了一条条比小洋河大得多的河，如果比喻黄海镇的小洋河和她分出的条条支流、纵横河沟像姑娘般的温情，那么这里的河流则更像汉子般的粗犷而浑厚，再看闸外港口那奔涌、翻腾的激流，再大的河流到了这里也只能俯首称臣！
不知道远处的大海会是怎样的宏伟气势？韩红星向往着有机会一定要去趟大海，去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水的世界。
临洋镇供销社在大堤里侧约八百米处，正面门朝南，背靠运棉河，河边有码头，可吞吐由水路进出供销社的物资，花站就设在供销社后面封闭的广场上。卖花时，棉农在西边侧门外路边排队进站，经过棉检、司磅、结算、出纳几道程序，最后拿到卖花钱从正门出来。
韩红旗对海边人的印象特好，觉得这里人憨实、本分，连卖棉花也大气，极少碰到计较斤两的人，不像以前工作过的那些乡镇，经常会为等级评定、磅秤高低，甚至为没有分币找零只给二个糖块而争执。形成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海边人天性憨直、遇事不计较吃亏；二是这里钱好挣，卖回棉花总共也就几百元钱，不值得为点小钱去争。
说这里钱好挣是因为现在鳗鱼苗价格暴涨，好多船上人一夜暴富挣了大钱，挣到钱就不在乎花钱，让岸上人钱也好赚，于是整个镇子里人就都赚到钱。在临洋镇，你不能小看任何人，随便一个灰头土脸、穿着破烂的人，弄不好他就是船老板，身价就是十几万、几十万。
以前和大哥谈得少，现在晚上同住一间宿舍，韩红星能从大哥口中听到许多新鲜事：现在农村分田到户，一个农村家庭几个劳力数亩地，一年能有2000元左右的纯收入；大哥25岁已工作6年，每月工资拿36元，年收入才四百多元，挣钱也就相当于一个农民；以前在农业乡当棉检员吃香，会有卖花人为了提高等级偷偷地将煮熟的鸡蛋往怀里塞，甚至抱一只老母鸡往宿舍里送，现在到了临洋镇不吃香倒无所谓，最失落的是听临洋镇人对话，动辄谈谁挣到几千、哪个挣了上万，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渔民就能挣这么多钱，让上班拿工资的人根本没法比。
供销社的赵主任是土生土长的临洋镇人，他更有感触，经常跟韩红旗谈临洋镇的情况：镇里分农社和渔业社，农社种田，是农村户口；渔业社搞海洋捕捞，是渔业定量户口，没田分，但有计划粮油供应，男丁可分配到船上从事海洋捕捞，女人在家补网、编席、持家。
过去农社和渔业社的收入都少，差别是农社的种田辛苦，渔业社的出海有危险。赵主任是渔业定量户口，年轻时本该上船做渔民，家里好不容易托关系让他参军，在部队里靠优秀的表现入党、提干，后转业到供销社当主任，每月工资60多元。这么多钱曾经是令人羡慕的高工资，可不知从哪天开始，以前无人问津的鳗鱼苗价格暴涨，很多渔民一夜暴富，脑子活的渔民发财后花几万元找木匠钉条船自己当老板，便能发更大的财，巨大的赚钱效应让更多的渔民效仿，于是船老板越来越多。
渔业社的渔民很多成了船老板，便雇佣附近农社的劳力做新一代渔民，平时在花站卖花时谈挣了几千、上万的都是这些人，真正的船老板这两年有挣十几万的、也有挣几十万的，靠拿工资得多少辈子！
听的多了韩红星也感慨：跑到30多里外的地方来干短工，每天一块钱的工资，对比挣几万、几十万的渔民，自己同样是多么渺小！读了十多年书，却发现并没有用处，无论是在工地上做工还是在家帮母亲剪布角，包括现在到这里打工，其实有小学文化就足够了，其他所学根本就用不上！特别是英语，从初一到高三拼死拼命将它背了六年，花了太多精力，可走上社会连26个字母都难用到，就是偶尔念出一句简单外语，工友们也会笑话你吃了羊屎蛋。
家庭、学校、社会拼命压学生读书，可对没考上大学的人来说，也就是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子来说，学那么多又有何用呢？
想不通归想不通，大哥却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了，原因是赵主任前几天刚传达了县联社的最新精神：以前提拔干部看谁成份好、思想好、业务熟、肯吃苦耐劳、有奉献精神；现在改革了，提拔干部必须有文凭，但大家都没有文凭怎么办？市联社已筹办了供销干校，系统内招生，明年六月考试，学制二年，毕业后发系统内认可的中专文凭，大哥很想利用这次机会获取文凭、改变命运。
佩服大哥的进取精神，作为穷人家孩子，大哥有他的成长历程：六、七岁时就担负起看护两个弟弟的重任，八、九岁时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