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二年，天下已经乱了八年。从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的黄巾之乱开始，到初平元年的群雄讨伐董卓，再到现在的诸侯割据混战作为原本最繁华的中原、河北 地区已是一片的凄凉。
百里无人烟，狼狈在废墟中行走，白骨露于荒野，一处处皆是哭声、哀嚎声、卖儿卖女之声，这已经成为冀、青、幽、并、司、兖、豫一带最常见的情景了。黄巾的主战场在这里，讨伐董卓的群雄也在这里，群雄混战最厉害的也是这里。长期的战乱，让百姓流离失所，不得不背井离乡朝着更安稳的地方迁徙。
这迁徙大都是往南的。因为长城以北的地方太过寒冷，又有匈奴、鲜卑、乌恒等草原民族虎视耽耽，实在不适合开辟新的家园。而南方虽然有瘴疠之地的称呼，但实际的情形却好上许多。
再远的不说，当就淮、扬、荆北一带已经成为能与中原相比的生存圈。而在这淮、扬、荆北之中，处于豫、兖之西，青州之南，东临大海，南触扬州的徐州则是当时迁徙之民的首选。
一来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分明，交通也很便捷，正适合北方流民的居住；二来这儿还不是太南，离他们的家乡也还算近，自然也令这些流民的心稍稍安定些许。
毕竟大汉朝以承平近两百年没有经历过****了，老百姓普遍对****持续的时间估计不足。在他们看来，眼下乱虽乱，但很快又会像王莽之祸那般，在几年之间重归于安定。所以他们也不想离自己的家乡太远，总想着能在有生之年再返回去。中国人嘛，总是难舍故土的。
东汉承西汉旧制以县、郡（国）、州为行政单位，并以州来划分。县为最小行政单位，其长官于大县称长，小县称令，皆听命于郡之太守，国之国相。郡设太守，国设国相，掌管一郡（国）的行政、财政、税收、治安大权，皆为秩两千石的官职。而州则设州刺史，行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之权，其秩为六百石，比太守低得多。但，在黄巾之乱后，为了加强对地方得控制，汉灵帝听从太常刘焉的建议，将州刺史升格为州牧，行一州之军政大权，其秩也为两千石。在当时被封为州牧的有 三人，益州牧刘焉，幽州牧刘虞，豫州牧黄琬。
黄巾之乱后，大将军何进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愈烈。何进虽然是外戚，但大抵上被视为士大夫一边的代表。当因平定黄巾之乱的将领也大都出于士大夫一边，且掌握了军权，所以在这场斗争中宦官的失败已经是决定了事情。
然而由于何进的短视，陡自招外兵入京，不但使自己身死，还使得董卓入洛阳，从而最终出现了地方诸侯讨伐中央的事情。自此，中央的权威越弱，渐渐的便有人不将之当作一回事了。有自称太守的，也有自称刺史、州牧的。反正手里有兵有权，便可以先占据地盘，行使职权，在上表中央求得最终的任命，可谓是“先上车后补票”了。
不过当时徐州的实际统治者陶谦却不是这样“先上车后补票”的。陶谦在中平元年黄巾起事之时，被朝廷任命为徐州刺史，剿灭了徐州境内的黄巾军。而后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陶谦虽然不曾有什么太大的表现，却也是十八镇诸侯中的一员。到后来董卓身死，李傕、郭氾占据长安，陶谦便与之和解，接受这个长安朝廷的任命就任为州牧了。那正是今年夏天发生的事情。
陶谦还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当然，他在武略上比不了曹操这样的全才，但用来镇守一方，在黄巾之乱中保全一州百姓的平安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做为被灵帝所封的徐州刺史，他到任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剿徐州境内的黄巾军。当时他还只是刺史，但却是拥有军队的刺史。其实权以和后来的州牧差不多，只是名声上的差别了。
徐州虽然也是受黄巾影响较大的州之一，但因为陶谦和孙坚的努力，却很快得到了安宁。
当时孙坚被任命为下丕丞，是六百石官。后来又因为给了宦官好处，有了更多一些的军功，被任命为长沙太守。
从黄巾之乱以后，徐州一直过得都比较滋润。陶谦在行政上面的手段比他在军略上的手段要高得许多。他也确实是一个心有百姓的，因此在他治下的徐州，非但没有受到北下流民的冲击而变得凋敝，反而因为人口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富有。在冀、青、幽、并、司、兖、豫乃至关中都陷入战乱的时候，徐州却以“富户过百万”的名声，播扬于天下。
夏丘县是徐州治所下坯郡所属八县之一，其北临睢河，西接豫州，乃处于南北交接的要冲之处。因有睢河水的灌溉，所以夏丘周围的土地还算是肥沃。对于从北方而来流民而言，在一处河水之滨建立自己的新家园，并不算太难。
当时呆在夏丘县讨生活的人就有好几万口。他们砍伐河边树林的木材，用泥土堆垒起沿河堤坝，筑就起一间间勉强可以抵挡风寒的小木屋来。虽然这木屋并不豪华，但对于背井离乡的人来说，却是犹如梦幻一般的存在。这个早早就飘起了白雪的冬天，他们就将在这木屋里度过。
因县内的人口大幅度增加，所以城里酒馆食店的生意也就比前些年头要好上许多，尤其是那些小本经营，作些个馒头小吃的更是如此。虽说由北方逃离而来的人，大都是穷苦之辈，但在这儿安定下来，将一些东西变卖之后还是有些余钱的。他们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