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激烈的变动。旧的世界观处处受到挑战。实际上，到十七世纪，天文学家无可置疑地证明，太阳和众行星并不是如教会所说绕着地球运行。很明显，地球不过是一颗绕太阳运行的小星球，在银河系像太阳这样的天体不计其数。
人类失去了上帝创造的宇宙中心的位置。现在，当人们注意到天气变化，植物生长，或某个人突然去世，会感到忧虑或困惑。而在过去，人们也许会说，这一切全由上帝或魔鬼负责。
随着中世纪世界观的瓦解，确定性也随之而去。所有那些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在都需要重新思考，尤其是上帝的性质、你与上帝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开始了。民主精神和对教皇及王权的普遍不信任滋长起来。由玄学和教义信仰界定的宇宙不再为人们盲目接受。尽管丧失了确定性，我们不愿让某个组织来控制我们的生活，就像牧师做过的那样。
于是，年轻人有了新的使命，放眼注视这个不确定的无垠宇宙，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取得共识的方法，一种系统探索我们的这个新世界的途径。
这种揭示现实的方法称作科学方法，也就是对宇宙如何运作的观念进行分析，然后得出某种结论，再把这一结论提供给他人，看他们是否同意。并强调可重复实验性，不会因为肤色、地位的不同而导致实验结果有任何异样。
用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探索者向这个新宇宙进军，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探索这个世界，对世界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意义作出解释。
人们已经丧失了确定性，对于任何事物的确定性，而人类似乎并不习惯这种不确定性的生活。但是，我们认为自己拥有一种方法，一套取得共识的程序。
通过这一程序，人们可以揭示周边事物的特性，包括上帝，也包括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些探索者去探明人们所处环境的特征，然后回来作出报告。
此时，我们开始形成某种主见，我们让这些探索者去寻求，有关我们生存的圆满的解释，但由于宇宙的复杂性，他们还不可能马上就得出解释。
当科学方法不能带来上帝，和人类生存目的的新概念。确定性和意义的缺失，就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需要别的什么来填补，直到我们的疑问得到解答。
最终，我们得到了似乎非常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既然我们的探索者还没有带着，对我们真实的精神状态的发现返回。
我们何不一边等待，一边就在新世界安顿下来了。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当然要有足够的物质来驾驭这个新世界。所以，为什么不在此期间着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增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安全感呢？
我们把事物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热衷于征服地球，并利用其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境况，这样我们摆脱了迷惘。只有现在，我们才看清了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对物质生活的关切渐渐演变成一种偏执。我们沉湎于构造一种世俗的、物质的安全感，来代替已经失去的精神上的安全感。
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精神的实际状态如何，这类问题慢慢地被搁置起来，最终完全被消解掉。
努力建设一种更舒适的生存方式，实际上已成了我们的全部感觉所在，从而也就被视为生活的一个理由；我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忘掉了我们生存的根本问题……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活着。
“可惜的是，东方古国的文明，在西方炮火的入侵下，不得不服从和相信科学。舍弃了，自己千年来的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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