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见叶响做倾听状，继续说道，“矿监不懂堪舆胡乱选址，抽取壮丁强行开矿，又管理不善，造使许多人死于矿中，这是其一；其二，矿监之间相互攀比，争抢地盘，重复征税，所得税银又大多进了宦官的私人口袋。就这样百姓、商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顿了顿，袁可立再喝口水后，说道，“微臣任苏州推官时曾审理过‘湖州案’，其中董家祖上董份官终礼部尚书，其家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可以说富可敌国，案情就不再赘述了。管中窥豹，微臣想说的是，可以从中看出矿监触犯到的各地富户，在朝中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才是许多大臣要求取消矿税的主因。”
叶响摇摇头，“矿税一事，有错可以改，税率也可以调整，人员可以约束，如果因为有弊端就废除，这不是因噎废食吗？况且政府收税天经地义啊，不收税国防开支、基础建设、官员俸禄等哪来的银子啊。嗯，那这些年一共收了多少矿税？”
袁可立与户部尚书李汝华同为河南人，私交甚好，其长孙袁赋诚娶李汝华孙女即贵州都匀府知府梦星公女为妻，是亲家，所以他对税收略有耳闻，“从万历25年到万历34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560余万两，黄金12000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50余万两，黄金1000多两。最近几年的数据不太清楚，但每年也只在这个数之间浮动。”
叶响结合前后一分析，非常气愤，“一个商人年入百万，而国家的税收一年还不及其一半，这……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朝中就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吗，反对理由还有什么？”
最后，袁可立沉默良久，缓缓吐出几个字，“与民争利。”
叶响听袁可立的结论，有些不可思议，这怎么是与民争利呢，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向后倾，双手抱胸，紧紧的盯着袁可立，觉得他变得陌生起来。
袁可立感觉到了储君的防备疏远，微微一笑，继续说道，“这是大臣们说的，不代表微臣的意思。矿监之弊虽然受损的是哪些富户，但朝中官员多与之有利益纠葛。又比如海禁，实质上也是禁而不止，倭寇猖獗时，往往有地方官员姑息纵容，与倭寇便利的也是哪些富户，这么说殿下明白吗？”
这就是损公肥私，是赤果果的利益纠葛，朝廷征税影响到的是官员的隐性利益，所以才会被各种反对，叶响想通此节，不禁意兴阑珊。为什么呢，收税重点本就应该找有钱人，而不是像崇祯时候一味的把重担压在农民身上。
叶响细思极恐，如果自己收不到足够的银子，那的所谓抱负就是一个笑话，这么一看来，自己将要面对的首要敌人不是远在辽东的建奴，而是整个官僚地主集团等既得利益阶层了。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原来朱由校或许也这么想的，不然文人们不会给他的谥号是“熹”，这熹字虽然本意为炙热或微明，但似乎在影射其重用魏忠贤，有嬉戏的含义。
“除了矿税，还有其他商业税呢？每年大概收入多少？”
袁可立想了想，说道，“还是以万历34年之前10年为例子，这时的商税是整个万历年间最高的，每年征收上来的银子约480万两左右，其中盐茶280万，市舶税5万，关卡通过税90万，营业税100万。”
听到这个数字，叶响再也坐不住，在暖阁内来回踱步，最后话含怒意的问道，“那农业税呢？之前户部说每年税收才380万。”
袁可立似乎体会到叶响的心情，也站起身，“具体得问户部了，微臣仅知道万历初年农业和商业税收入约600万，其中盐税是大头约在250万两左右。”
叶响一听，好嘛，这税收还越收约少了，怒气冲冲对王承恩说道，“王承恩，你就去问问，内帑的银子统计出来没有，这都几天了，如果再统计不出来，我可要杀人了，现在就去。”
王承恩不了解财政状况，一直插不上嘴，听到袁可立的一阵分析，也觉得此中问题很大。此时听叶响吩咐，不二话，赶紧领命去了。
待王承恩走后，叶响拉过袁可立问道，“依爱卿估计，这税收本应收上来多少？”
“微臣保守估计，仅农业税一项就可以收2000万，每年，而且只多不少。”
叶响听到这个数字，和自己估计的差不多，搓着手，再次在屋里转起圈来。前朝各项开支都不缺银子，加上每年还有产出，这东西又不会凭空蒸发掉，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富户手里。
按照后世全国20亿亩耕地为标准，就算未开垦之地再打个折扣算10亿亩，每亩每年征半两银子，那每年仅农业税就有5亿，这缺口太大了。再刨除粮食产量、人口、物价水平等因素，2000万的估计是非常保守的了。
看来明亡得不冤枉，改革势也在必行，叶响转了几圈后站定，直勾勾的盯着袁可立的眼睛，问道，“若让你专门负责税收，你有没有把握？”
袁可立今天本是为徐国权之事而来，没想到一番对话下来，自己却揽上一个不讨好的差事。要知道，如果足额征税，那无异于与整个朝廷作对，储君是要让自己做一个孤臣啊，但还是不加思索的肯定回答道，“殿下，臣受大行皇帝破格简拔，无以为报。替君分忧，本就是臣子的本分，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