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35年，张学良都在忙什么？
忙着“剿匪”。
上半年，张学良被调到武昌“剿匪”，目标是剿灭红军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下半年，张学良又被调到西北“剿匪”，目标是围剿陕北的红军。
自从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大体上还是很听常凯申的话，两人没有产生过重大分歧。
但到了1935年，常凯申就有点做得太过分了，不停地调派东北军南征北战，心思极为险恶：第一，让东北军和红军两败俱伤；第二，通过不停的调派军队，试图慢慢瓦解并掌控东北军；第三，蚕食张学良在华北的统治力量。
张学良很不开心，再加上自己的机要秘书被老蒋枪毙，他已经憋不住想要跳反了，“西安事变”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此时张学良尚在武昌“剿匪”，周赫煊要请他帮忙招纳飞行学员，只能亲自往武昌走一趟。
四月中旬，周赫煊从美国乘船抵达上海。
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自带人迎接，热情握手道：“周先生此次西行，为国立下大功，委员长特命我来为君接风洗尘。”
“吴市长亲自接船，实在让鄙人惶恐。”周赫煊笑着说。
吴铁城哈哈大笑：“周老弟就别谦虚了，谁人不知你在美国的威风？走，我们先去饭店，边吃边聊。”
周赫煊对最近国内的情况不太清楚，当下也懒得多问，带着孟小冬就去了饭店。
饭桌上坐了七八个人，除开上海市长吴铁城，其他的周赫煊居然都不认识。
吴铁城笑着介绍说：“周先生，这位是《汗血》杂志社总经理俞国梁先生！”
“俞先生你好。”
“周先生，久仰久仰！”
“这位是《汗血月刊》的主编杨康君先生。”
“这位是《汗血周刊》的总编陈敏书先生。”
“杨先生好！”
“周先生，幸会！”
“……”
大家互相寒暄客套几句，周赫煊更加一头雾水，不知道吴铁城到底想干嘛。
国党上海党部最初的机关刊物是《民国日报》（上海），创始人为陈其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民国日报》（上海）属于中国最具革命精神的报纸，甚至还公开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如著名烈士方志敏就经常在此报纸上发表文章。
直到常凯申发动“清党”，《民国日报》（上海）彻底走向反动，完全成为老蒋的政治传声筒。周赫煊也好几次被《民国日报》（上海）给骂过，当时的主编还是国党大喷子陈德征。
滑稽的是，这份国党上海党部的机关刊物，居然在三年前被迫停刊了，原因是“触犯日本天皇”。
当时日本天皇在检阅军校回宫的途中，遭到朝鲜人投炸弹。《民国日报》（上海）如此报道：“日皇阅兵毕返京突遭狙击，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犬养毅内阁全体引咎辞职。”
就因为“不幸仅炸副车”几个字，日方认为《民国日报》（上海）在诅咒天皇遇害，迫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民国日报》。
于是乎，国党上海党部的机关报就此完蛋，《民报》虽然继承了其系统，但却严重缺乏社会影响力。
这两年上海跳得最欢的右翼刊物，便是《汗血》系列杂志，不仅高举“文化剿匪”的旗帜，甚至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是国党上海党部最重要的舆论喉舌。
说实话，周赫煊不想跟《汗血》杂志社的御用文人们搅在一起。
但现在却由不得他，《汗血》周刊的总编陈敏书主动挑起话题：“周先生，你对王安石变法怎么看？”
周赫煊笑了笑：“变法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惜操之过急，在执行的时候出了乱子。”
那边的杨康君又问：“那周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放到现在的民国该如何实现呢？”
“王安石的变法在北宋都失败了，又怎么可能在民国实现？”周赫煊感觉这几个家伙特别扯淡。
“非也非也，”陈敏书说，“王安石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恩威并施，攘夷平蛮，可谓北宋之圣人。如今中国积贫积弱，跟当年的北宋何其相似，中国现在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变法，才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
周赫煊默默喝酒懒得说话，他跟这群国党御用文人毫无共同语言。
陈敏书继续高谈阔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党争，党争导致北宋朝廷派系丛生，由此坏了吏治。吏治一坏，则变法难成，使得临川先生（王安石）的心血付之东流。以我观之，要在民国施行变法，必须整顿吏治，必须根除派系党争，将行政权力集于领袖一身。政令发于中央，则政通人和，则国家可兴矣！”
“陈兄高论！”杨康君拍手赞道。
《汗血》杂志社的总经理俞国梁非常配合地问道：“陈兄，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将全力集于领袖？”
陈敏书斩钉截铁道：“当效仿德国，行高度集权的法西斯蒂之治！”
俞国梁在旁边一唱一和：“唉，可惜社会各界都呼吁民主宪政，真是一些目光浅显之徒。”
“要我说啊，”杨康君接话道，“那些呼吁民主宪政的家伙，都跟明末的东林党差不多，误国误民，还以为自己有多高尚。”
周赫煊总算是听明白了，这帮家伙在鼓吹法西斯主义，而且还拿王安石做引子。
顺便一提，“东林党误国”的言论，就是《汗血》系列杂志最早进行大规模宣扬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