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大学院外，抗议学生是隔三差五就要来一趟。
周作人坐着黄包车，鄙视地看了学生们几眼，正大光明地走进办公大楼中。他不怕学生们闹事，甚至主动写文章大骂冲击李石曾住宅的学生：“此辈以重打赵家楼自豪，其实乃五四精神之败类，北大前途因此未可乐观。”
赵家楼，说的是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此楼原为明代文渊阁大学生赵文肃的宅邸，后来成为北洋交通部长兼财政部长曹汝霖的宅子。
曹汝霖属于亲日派，并主持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给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埋下苦果。义愤填膺的爱国青年们，一把火将赵家楼给烧了，此事震惊中外，有人痛批行为过激，也有人持赞赏态度。
周作人本来属于“五四健将”，但近年来思想转变很快，渐渐开始质疑他曾经积极推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北大学生们在五四运动中的作为，让周作人感觉华而不实，对国家和民族没有啥用处。
另外，周作人还很痛恨蔡元培。
两年前，北大由于张作霖的打压，陷入建校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周作人积极串联，苦口婆心的劝蔡元培回来做校长，认为只有蔡元培才能救北大。
可蔡元培却数次公开辞去校长职务，摇身一变成为南方政府的教育部长。
在周作人的眼中，蔡元培是把北大，以及北大的老师和学生都卖了，他打心里认为蔡元培是个伪君子。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周作人于是坚定地支持李石曾，并被李石曾任命为新组建的“国立北平大学文学院院长”。换做并校之前，这个职务只是北院院长而已，但并校之后，却管理着北平所有的非师范类文科学生。
这职位太，主要以文科为主。
就手中掌握的实际权利而言，周作人属于北平大学区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李石曾和李书华，难怪他要痛斥闹事的学生。
周作人走进李石曾的办公室，愤懑道：“那帮学生冥顽不灵，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款项不是到账了吗？”李石曾疑惑道。
这个款项，并非周赫煊从阎锡山那里要来的钱。而是李石曾在得知受骗后，利用自己国党元老的身份，强行筹集的十多万元经费，来源有社会捐款和富商资助。
为了这十多万大洋，李石曾把老脸都豁出去了，欠下不少人情。而且还是一次性的，如果下个月没有稳定经费，他的教育改革依旧进行不下去。
十多万元，说起来很多，但用起来却捉襟见肘。
教育部门官员的薪水且不提，只国立九校合并就要大费周章。因为不仅是名义上的并校，还有学科专业的合并，比如：非师范专业的文科学生，不管以前是哪所学校的，现在统统得去北大读书。而北大的理工科学生，则要转去原来的北工大和北洋大学读书。
不仅学生需要转学，相关老师也要调职，里边巨大的人事变动就让人头疼不已。
李石曾虽然能拿出十几万元经费，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因为北大的学生太死心眼儿。
其他几所大学的师生，在经费落实后，都支持或者默许并校，唯独北大的学生强烈反对。他们高举“北大光荣”的牌子，掀起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
说白了，北大的学生有种骨子里的优越感。北大虽然穷，但却是现代大学祖庭，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似乎比中国所有的大学都要高上一等。
老子凭本事考上的北大，现在却让我转学到北工大读书，我为什么要答应？
这就好像后世考上985、211的高材生，莫名其妙被安排到二本院校，心里肯定不平衡，必须要闹出个说法。
于是周作人就郁闷了，他是并校后的文学院院长，需要腾地方给转学过来新生。但北大的理科、农科、工科、医科老生却耐着不走，他们打着护校的名义，一部分人霸占教室，一部分人上街游行，这让周作人的教学工作没法开展。
周作人把情况详细解释一番，气愤地说：“北大学生一向无法无天，都是蔡孑民惯出来的。他们的思想行动永远正确，别人都是错误的，谁跟他们想得不一样，他们就要把谁打倒！全中国的学生，就北大那帮子最难伺候！”
李石曾皱眉道：“要不我亲自出面去劝劝？”
“没用的，”周作人苦恼道，“润章李书华去劝过，毫无效果。至于石曾先生你，恐怕去了之后反而更难收拾，信不信他们当场把你打出去。”
“哈哈哈哈，”李石曾不怒反笑，“这才是思想自由的学生，不受权威所胁迫。”
周作人说：“极端的自由就是散漫，就是不守秩序，就是无组织、无政府主义！”
然而，李石曾所追求的，正是“教育无政府主义”。
他认为，如果让政府插手教育，必然导致教育官僚化，教授们整天想的不是搞学术、搞教育，而是如何讨好上级官僚和政府。最后导致学校也官僚化，学校成为小社会，学生们不认真读书，反而沾染上满身的世俗恶习。
只有实现教育独立，让学者来管理国家教育，才能实现教育系统的学术性、纯粹性和专业性。
李石曾的这种想法也有道理，后世很多教授抄论文混资历，真正专心搞学术的反而被压制，正是教育官僚化的必然结果。
但教育系统独立于政府，就可以避免这些情况吗？
恐怕不会好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