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王永安还没有将华币推广到全国作为流通货币的打算，所以他选择的华币背景也仅仅是扬州老巢。颇为有趣的是，由于华币的图案采用了寺院与法师，导致许多人将华币取名为佛票。
关于佛票的说法也引起了许多争议，除了道教信徒坚决不使用所谓的佛票外，某些基督教、天主教、依丝兰教信徒坚决不使用华币，甚至为此西北地区还焚烧了大量的华币，当然他们也为此损失了大量的金钱——这就不能怪王永安了，且某些信徒对其他信仰太没有包容性所导致，否认中华文化的天下大同理念。
由于华币面额较小，制作精美，防伪能力强，携带方便，兑换有保障，且王永安在上嗨除了建立中华实业银行总行外，还建立了十家方便兑换的中华实业银行分行，在江蘇省建立了二十家分行，在浙江省建立了十家分行，在安徽省建立了五家分行，因此王永安的公司员工放心大胆地使用起了华币。
随后，张謇忽然宣布大生纱厂将工资发放业务交给中华实业银行，且工资也采用了华币发放，这是给了王永安极大的面子，原本最开始是扬华房地产公司员工们和中国航运集团员工们使用，可是在张謇支持下，江蘇省商人们纷纷选择使用并接纳华币代替白银来给工人们发放月薪。当然，工人们接受了华币，乡下的农民还是相信铜钱和银子，倒是许多信佛的农民反而接受了华币，在他们看来，佛票可是菩萨保佑着的……
1911年春季，华币首先在扬州和南通开始流通，作为王永安的老巢，扬州的街面上基本上看不到大规模银两交易，盐贩子们摄于王永泰和王永安的压力，不得不在进入扬州之后立即将银子换成了华币。而南通流通华币的主要原因则是张謇的支持，由于南通是张謇的老巢，大生纱厂的所在地，工人超过数万人，在采用华币发放工资之后，南通百姓很快便接手了华币。随后，上嗨也开始渐渐开始接受了华币，随着乐买杂货铺在上嗨的普及，带动了华币的合法性。
1月末，王永安匆匆来到上嗨与浙商商团进行会洽，在浙商团长虞洽卿和张静江等大量浙省商人代表的支持下，许多浙商开始接受使用华币来进行工资与资金的运转。
浙商集团，苏商集团代表着大清国最具财力的四大财团中的一半，背靠这两大财团的支持，中华实业银行得以迅速发展壮大。1911年3月开始，中华实业银行以一种民营金融业巨头的气势席卷江南，影响大清国。
华币的发行和使用宛如暴风骤雨一般袭向江南地区，它的出现严重冲击了票号和钱庄，橡胶股灾之下的票号与钱庄原本便脆弱不堪，而在诸多商贾纷纷将钱投入中华实业银行之后，不得不倒闭关门。更多的钱庄则找到张牟群，希望他能够拉自己一把，可惜张牟群做不了这个主，别说一半的钱庄和票号，就算是青帮的钱庄也不行。金融战和任何战争一样无情，王永安的中华实业银行已经停不下脚步，不称霸上嗨滩誓不罢休，怎可能放过任何一个人？
所以王永安让张牟群只做一件事，吞并钱庄和票号，整合上嗨金融，整个上海滩只能存在一个超级银行，那就是中华实业银行。基于这个目的，张牟群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诸多银庄票号的合作，吞并即将倒闭的银庄和票号，迅速占领其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便是典型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资本市场，有些业务能力较好的在这艘金融巨轮的压迫下，也不得不主动加盟。不知不觉之间，中华实业银行居然把大清国的墙角给撬了，在两江地区，华币取代了银票成为流通货币。
而大清国法定货币实际上是山西银票，自明末山西商人便开始与满清政府合作，私售武器粮食给满清八旗，其后满清入关，山西银票票号开到了全国各地，朝廷为山西票号担保，山西票号的银票成为了金融和稳定的象征。
山西票号最辉煌的时期，便是乔致庸生活的十八世纪，恰逢鸦片战争前后，乔致庸以秀才之功名弃文从商，在国将不国的年代之中，改革山西票号，使得山西票号从最原始的储蓄功能发展成为一种贴近与后世的金融机构，通过支持清廷剿灭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加强了与朝廷的共生合作关系，随后又实时更新票号产业，拓展业务。乔致庸本人则结交权贵，上至皇亲贵族老佛爷，下至贩夫走卒小吏小户，八方疏通四方结交，八国联军进京师的时候，慈禧西逃，乔致庸将慈禧光绪一行人接到乔家大院居住，并且主动借给朝廷四十万两银子用作西逃时生活开销，故而无论谁做山西巡抚，必先拜访乔致庸，结交乔家。
山西票号在乔致庸的经营之下，在庚子年后又承担了全国的税款任务，变相地成为了大清国的国家银行，清政府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业的统治地位。然而最辉煌的时候，往往便是最危险的时候，乔致庸死后，山西票号随着清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也渐渐退去了昔日的辉煌。最终它随着清政府的倒台，民国政府的成立，而退出历史舞台。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山西票号倒下，却走出了不少金融人才，山西太谷县出生的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通过金融改革建设了中国银行体系，加大了国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最终成为了国民政府的财神爷，也称为了后世民国最有钱的人。
虽然山西票号在此时虽然日暮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