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宁监备御李殿魁向大贝勒代善上告说：天命七年八月十九日，“督堂取我李殿魁之金二十两，王游击知之”。十月初九日，“督堂乌尔古岱以狐肫皮袄一件，给银十两，由王游击取去。十二日，塔尔虎取青马八匹、驴一头、白马一匹，送督堂。十二月十五日，王游击取狼皮肫子一件，送与督堂。王游击带去铁匠一人，
名马二，皮匠二人，名张九、李配，留在督堂处”。
此案交众审事官及诸贝勒审判。乌尔古岱回答说：“所谓黄金，前李殿魁曾拿黄金十两，言系爱塔送来。送来后，我想，爱塔与我有仇，恐乃欲加诬告而诱惑之，遂出金以示四贝勒。四贝勒曰：诚是爱塔所送，又有何益？不如暂留此金，以待事发。此事德格类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皆知，原金仍在。至于其他十两之金，则不知也。”李殿魁说：“一日之内，先送十两，后送十两，皆受之。
塔尔虎知之。”塔尔虎回答说：先送之两，“叔父受之”，后送之两，“叔父未曾受之”。乌尔古岱又说：我未曾受狐肫皮袄，“此袄系由岳托阿哥给价取去”。
“仅此而已，其他一概不知”。问塔尔虎。塔尔虎供称：“马系给价受之。狼皮肫子确曾送来，然嗣后又令拿回。”李殿魁说：“皮肫子即在尔家。”遂往观之，果有皮肫子。“经如此审讯，俱实”。
众审事官断决说：当阿敦阿哥被判罪时，尔乌尔古岱故充忠良，跪在汗的面前，令众大臣皆跪于后。尔曰：“不惩杀此奸逆，乌尔古岱今后何以治国？以示尔之忠心，然尔所报答汗者，实乃内藏祸心，外以巧言而取信也。尔乌尔古岱之罪，与额尔德尼巴克什之罪无异，以治彼之法治尔可也。至于四贝勒、德格类阿哥、济尔哈朗阿哥、岳托阿哥，尔等皆知前额尔德尼东珠之事，其他贝勒为何不知？后来此金之事，又系尔四贝勒知之，其他贝勒不知。故拟参劾诸贝勒之罪，请汗审断，并拟乌尔古岱死罪。告于汗。”汗曰：我曾令乌尔古岱招认之，为汉人财物之故，能将尔何如？虽经再三训诫，彼均未招认。今此案皆已属实无误。
然为汉人财物之故，即应治乌尔古岱以死罪乎？著免此议，停审乌尔古岱，革其督堂之职，授予牛录备御之职……至于汉人所馈送之物，皆令其缴纳之。此案即如此了结之。汉人馈送乌尔古岱之金银，皆由四贝勒偿还。
这个案件的出现及其审理和裁决，都不得不使人感到质疑。首先，为什么复州复御王炳、永宁监备御李殿魁要告状？须知，乌尔古岱是英明汗爱如心肝之皇女的丈夫，尊称额驸，贵为第一督堂和总兵官，还曾是海西女真四部之一的哈达部国主，哈达部归并入女真国、后金国之后，许多原哈达部的人员当上了备御、游击、参将和副将，乃至还有任至总兵官者，对其故主不能说没有一点点的怀念和尊敬之情，对于这样后台粗、权势大的金国第一的高级将官，小小的汉人备御，怎能有此熊心豹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对其控告？难道他俩不怕告不准，被对方打击报复？而且，王炳、李殿魁的“告状”，事实上也是告自己，告自己是如何想方设法孝敬督堂，献送贡物，博其欢心，企图升官晋职。他二人怎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下场？金国汗多次训谕降金汉官，要他们尽革前明陋习，不要馈赠上官礼物科索民财，违者将被严惩。这次王炳、李殿魁讲了行贿之事，王炳还交代了希望得到沈阳、甜水站的官职，这样做是违法的，是要被汗惩处的，他俩怎会明知有险，偏要告状，自找麻烦，自投罗网呢？这两个人如此行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无“能人”、“贵人”在后主使策划？其次，此案的审理，也很奇怪。
首告人王炳、李殿魁坚持是送了贿银贿物，被告乌尔古岱却全部否认，力言并无其事，且举出四位贝勒作为证人。可是，众审事官绝不相信乌尔古岱的辩解，竟硬性断定受贿是实。这个结论，证据不足，难以成立，但偏偏就成了定论。
再次，此案的结局，也不平常。众审事官将这不可靠的结论，当作铁证如山的定论，并据此延伸，把收取汉官银物数量不多的一般贪污，比拟为阿敦之败政乱国十 恶不赦的大罪，要将乌尔古岱定成额尔德尼一样的“奸臣”，同样惩治，判处乌尔古岱死刑。努／尔哈赤觉得定的太重，不能因为乌尔古岱收受汉官财物而将其斩杀，改为免死，革督堂职，从总兵官降为备御。但是，汉人送与乌尔古岱的金银，由四贝勒偿还。为什么众审事官要无限上纲，将乌尔古岱与额尔德尼相提并论，定为大奸，严酷斩杀？为什么□□哈赤只讲乌尔古岱不应接收汉人财物，只字不提审事官加在督堂身上的大罪而免死，从轻发落？看来，努／尔哈赤也很可能知道这是怪案，内中蹊跷，耐人寻味，众审事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而，努／尔哈赤不重惩乌尔古岱，而严厉训斥四贝勒皇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