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历史上，唐朝后来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是归吏部管的，主考官是吏部员外郎，官职不大。因为各部的长官是尚书，副长官是侍郎，各部下边分四个司，司的长官是郎中，副长官就是这个员外郎。别看是吏部下边一个司的副司长，可是比照后世的官级来说也就是一个处级干部而已。
这样一个低级官员主持这么重要的选官考试，那压力是很大的，很多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而且本身他也缺少权威，随便某个比他大点的官员都可能迫使他篡改科举成绩。
说科举考试的成绩哪里那么容易篡改，这是大家不了解唐朝的考试情况。后来的宋朝，以及元明清都是实行的糊名制，就是把考生的姓名，籍贯什么都用纸糊上的，但是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就是说不管是主考官，还是阅卷的官员，亦或者是各级能看到考卷的人吧，反正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卷子的主人是谁。
这就给篡改成绩留下了大大的机会，只要有人收买或者逼迫，就可以让主考官，阅卷官员随意的改变分数，可以给考的不好的考生打高分，也可以给考的很好的考生打低分，而且是可以按照考生的名字来选择，这里边的可操作性太大了，完全影响考试的公开，公平，公正。
当然这一点武元庆在和李世民说的时候，已经说了糊名制的好处，李世民也规定了各级考试要糊名。
但是主管考试的部门和主考官的人选李世民却没有听武元庆的。
当时武元庆还特意和他说，因为吏部本身就是主管官员考核升迁的部门，权利已经很大了，如果说最基本的官员选拔也控制在吏部手里的话，那吏部的权利就更大了，甚至会威胁到正常的官员选拔任命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吏部要是不喜欢一个考生，那么这个考生连被选拔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成为官员后的升迁了。
而把吏部和科举考试分开，就会相对的独立，也能避免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全部归到吏部，让吏部一言而决。
武元庆给出的办法是按照后来的科举考试选用主考官的方法来的。
就是把科举考试归属于礼部管辖，主考官的人选也定为礼部侍郎，而且这个礼部侍郎还不是指的礼部原有的侍郎，而是临时任命，就是说主持科举考试的这段时间他是礼部侍郎，考完了以后就不在任命这个职位了，他也不对礼部的掌管负责，而是向众位宰相负责，有问题也是和众位宰相以及皇帝说。而一般来说，这样被临时任命为礼部侍郎，主持考试的官员最后都会升官，更进一步。相当于是给皇帝看重的预备提拔的官员一个镀金的机会。
而这样做呢，科举考试归礼部管，而主持考试的主考官则和礼部没什么关系。也就能让这个主考官和礼部也形成相对的独立性，不至于让礼部的权利过于增大。
如此一来，主考官和礼部进行了分割，礼部主管的科举考试又和吏部进行了分割，权利也就进行了分割。
主考官决定选拔什么人，或者不选拔什么人做官，而礼部呢又掌管着科举考试，最后礼部把选拔的官员报给吏部，再由吏部来决定这些选拔出来的官员的升迁任命。
主考官和礼部有的是选不选这个人做官的权利，而吏部拥有的则是重不重用这个人的权利。
这样的分权不光是因为现在的吏部尚书是自己的老爹，所以要避讳专权，主要还是因为武元庆觉得这样分权非常先进合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为皇帝和以后的那些吏部尚书考虑的。
可也不知道李世民是怎么考虑的，武元庆都说的那么清楚了，他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吏部，交给了武士彠。
不管李世民怎么考虑吧，既然已经把科举考试的归属权交到了吏部手里，任命了武士彠当主考官，武元庆也只能是想办法帮便宜老爹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原本，在长安举行的会试需要吏部和主考官管的事情并不多，也就是考试进行时以及考试完成后的阅卷打分等事情。
但是武元庆非要多事，说服李世民把各地来京的考生在路上需要的基本盘缠都给出了，这也就罢了，两三千人而已，路上盘缠朝廷或者各地衙门还是出的起的。
可是武元庆又说服李世民在长安城外专门修建了馆舍，用来给赴京赶考的考生居住，不但如此，就连考生们的基本衣食这两样也给包了。
之所以武元庆会提议这些，则是因为后世不管是电视，还是小说里边他实在看多了那些家境贫寒的考生，为了筹措路费受了多大的苦，他们家里人到处举债，又受了多少的罪。
病倒在赶考途中的寒门举子不胜枚举，病死在路上的也绝不在少数。
就算到了京城，又有多少考生因为囊中羞涩，吃不饱饭，穿不起衣，住不下店，最后影响考试。
所以武元庆才说服李世民做这些事情来保障考生的基本需求。反正不管是路费，还是修建的馆舍，亦或者提供的衣服食物都是最基本的最普通的，给的也是那些实在贫困的考生。
那些个家境不错的，这些也会提供，但是他们用不用那就由他们自己了，他们想住更好的，吃更好的，穿更好的随他们的便，反正这些东西是不会折现给他们的。
相对于付出点钱财，武元庆更看重可以从中挑选出多少合格有用的官员来，李世民也是这么看的，所以最后同意了武元庆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