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之前新罗进献的那颗鸽子蛋大的走盘珠，在皇宫里都只有长孙皇后才有那么一个的，但是在武元庆家就有两颗呢，虽然可能比那个稍小那么一点点，但也是能用鸽子蛋大来形容的。而这两颗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扬州的一位官员，也是武士彠以前的部下因为职位调动来到长安送的过年贺礼。
能被官员拿来送礼，却没有当做贡品送到皇宫，从这里就能看出各地方官员是多么防着皇帝，拥有五湖四海，万里江山的皇帝又是多么悲催了。
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带着礼物与人相见的礼仪。《仪礼·曲礼》中有描述“礼者，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是自谦的意思。所谓礼，就是要自谦的同时，也要长存尊敬之心。
在《仪礼》中有一段《士相见礼》的故事，讲的是，初入仕、职位相近的人之间，互相拜访时的礼节。二人虽职位相近，但依然会谦敬的手持“礼物”去拜访自己的朋友。“不执挚，不敢见尊者。”就是此意。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自然是极为看重礼仪的。无论是见亲朋，或者见上级，带礼物那是必然的。不过礼物不在贵重，而在“礼”字。
别人送礼来了，你收了，那你也应该有回礼，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轻财重礼。
不管是先秦时候平等相待的士与士之间，还是诸侯与诸侯，发展到大唐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送礼物，都遵循这一点：“轻财重礼”。
当然这个所谓的轻财重礼，在国与国之间来说，也就是中原王朝统治者会这么遵守，不然怎么会被别的国家认为是人傻钱多速来的典范呢。
像这些国家人家遵守的是礼尚往来，看重的是中原国家的轻财重礼，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他们给你送东西了，你们作为天朝上国那么繁华那么有钱，你们给他们的回礼肯定少不了，也不能少。
不然这些国家也不会频繁的来大唐朝贡，像南诏国那家伙年年来，来的让礼部的官员都烦了，因为他们送点石榴，大唐就得反过来送一大堆财货。
所以按照这些国家的尿性，送礼物都该是些大唐人看不上眼的普通货色，像之前新罗送的鸽子蛋大的走盘珠已经是极为贵重和少见的了。
但偏偏这次倭国就搞出了幺蛾子，一送就送了这么一尊极品的红珊瑚，这不但让人大出意料，而且也让房玄龄等人脸色难看，担心不已。
生怕李世民这个英明的皇帝从此习惯了让诸国进贡这些奇珍异宝。
一旦皇帝变得贪图享乐，喜好上了奇珍异宝，到处搜刮，不但会加重这些番邦小国的压力，引起纷争，甚至战争，就在大唐国内也一定会加重地方上的担子，各地官员为了满足皇帝的对珍宝的需求必然会巧取豪夺，甚至在百姓头上摊派各种苛捐杂税。
武元庆要是知道他们的想法，肯定立刻会联想到后来宋朝时候的宋徽宗赵佶。那家伙和被他老祖宗灭掉的南唐李煜一样，都是艺术成就巅峰造极的艺术家皇帝，也都是一个亡国之君。
宋徽宗作为一个顶级玩家，喜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喜欢赏石，赏石方面，他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藏石家了。
北宋末期，宋徽宗赵佶垂爱“花石”，为了在汴京建造“艮岳”园林。宋徽宗派人在苏州设了应丰局，民间有可用的花木奇石，即直入其家，破墙拆屋，劫得后分批纲运东京，以十只船组成一“纲”，史称“花石纲”。后世大家所熟知的上海豫园“玉玲珑”，杭州花圃“绉云峰”，苏州留园的“冠云峰”都是当年艮岳的遗石。
相传，当时“花石纲”为了征集一尊高达五，丈重一万多斤的太湖石，光运送的纤夫就用了几千人，一路毁桥梁，凿城墙才把石头运回汴京，过程劳民伤财，百姓家破人亡，导致民怨沸腾。
《水浒传》当中就有一个关于花石纲的故事，青面兽杨志就是在押送太湖奇石上京的过程中，大风把船吹翻了，石头全部丢失，这也为杨志后期逼上梁山埋下伏笔。
“花石纲”使得东南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无休止的征集掠夺奇石，最终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历史上以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矛头直指北宋王朝，尽管起义次年失败，但是却沉重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
后来北宋被金国灭掉，徽钦二宗被掳走，要说里边没有宋徽宗玩石头埋下的祸根，那是谁也不信的。
虽然房玄龄等人不可能知道几百年后宋朝的事情，但却不妨碍他们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事情而忧心。
而且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倭国下这么大的血本，必然对大唐对皇帝有所求，而且所求之事必定非同小可。
但这里边别说房玄龄等人了，就连长孙无忌也不清楚倭国这次重点中的重点竟然是为了新罗而来。
当倭国人拿出这么大一尊红珊瑚引得满堂惊呼的时候，武元庆还以为御田锹会顺势和皇帝提要求，说新罗归属的问题。
但是御田锹却并没有如此，在得到李世民的大声赞许后，御田锹只是躬身回礼道谢，然后得意的让人奉上了第二件贺礼，而且又是一件极为贵重的东西。
相比起之前的红珊瑚来也毫不逊色，这是一件血红的琥珀。
琥珀，后世的人都知道是几千万年前的松柏科植物的树脂滴落，掩埋在地下千万年，在压力和热力的作用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