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清楚佐伊女士的指控根据何在，友爱非洲基金会是一家纯粹的慈善机构，我们从美国收购陈粮来支援非洲受灾的饥民度过饥荒。除了一小部分粮食存储在意大利的中转中心之外，我们已经将所有收购的粮食都运往了索马里。储存在联合国为我们划定的储运中心里。至于为什么会有七百万吨这么多，因为大部分是陈粮，所以年代久远，很多粮食只能用于饲料生产，无法在食用了，所以我们会把大部分收购到的储备粮当作生产饲料的原料低价处理给一些愿意接受的企业，利用这部分收益购买一些新粮、药品以及其他的物资补充进来，所以真正送到非洲的援助粮食肯定没有七百万吨，毕竟非洲的灾民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吃霉变的粮食。我们现在已经向纽约地方法院提交了诉讼申请……”友爱非洲基金会在事件越发不可收拾的时候，终于做出了反应，他们将700万吨粮食中的大部分解释为无法食用陈粮，所以虽然友爱非洲基金会出口了700万吨粮食，但是能够被人所使用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友爱非洲基金会的这番言辞勉强是说得通的，但是现在美国民众明显更相信佐伊和《纽约时报》的言论。
就在友爱非洲基金会做出了回应和反击之后，美国农场主协会也站了出来，他们同样否认了《纽约时报》对他们的指责。不过美国农场主协会的立场却不站在友爱非洲基金会一边，他们声称自己只是财物捐助者，对于有爱非洲的具体运作并不知情。美国农场主协会的这番言论就是像置身事外而已。他们虽然在和谢廖沙的粮食贸易中闷声发了大财，不过出了事情他们可不愿意承担责任。
第三个站出来反击《纽约时报》的则是地中海航运公司。他们否认了和黑手党之间千丝万屡的联系。女船王冬妮娅亲身前往美国，她以个人和公司的名义同时将《纽约时报》以及佐伊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为地中海航运公司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这接连的三起诉讼官司让谢廖沙一派在粮食案件中受到的舆论压力有所缓解，与此同时，在美国国会的调查听证会上，友爱非洲基金会，地中海航运，以及美国农场主协会逐渐统一了口径，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了《纽约时报》和女记者佐伊的栽赃陷害。这三起诉讼官司暂时的困住了佐伊的手脚，她为了应付官司，无法分出精力继续追查粮食案件背后的真相。而《纽约时报》也陷入了同样的境地，因为《纽约时报》在美国巨大的影响力，谢廖沙聘请的律师团向纽约地方法院申请了在此期间的新闻禁止令。因为律师们认为如果在案件审理期间《纽约时报》还继续发表针对原告的文章的话，对于案件的审理是不公平的，有可能影响陪审团的裁决。这条理由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所以纽约地方法院同意了律师团的请求。
而国会这边因为害怕被指责包庇里根政府，所以将调查听证会完全的向媒体公开了。美国有线电视网甚至直播了这场听证会。国会的听证会不同于法院的审理，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揭露事情的真相，并且就此事件之中美国农业部扮演的角色展开对政府的调查。虽然国会的机构比较大，但是他的听证会只是召集有关当事人来说明情况而已，并不涉及到审判的事宜。
谢廖沙委托的调查人员很快就搞清楚了佐伊的家庭背景。佐伊出生于美国的精英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外交官，母亲则是一名自由作家。佐伊从小就跟随着父母在全世界各地漂泊，她会说多国语言，在大学毕业之后，佐伊在《纽约时报》先是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就离开了美国成为了一名自由记者。
从佐伊的家庭环境可以看出来，佐伊并不对农业了解多少。于是根据这个特点，谢廖沙一系的律师们决定试探一下佐伊的深浅。于是在一次法庭的审理过程中，地中海航运的律师拿出了两把谷物摆在了佐伊的面前，向她询问道：“佐伊女士，摆在您面前的两把谷物之中有一把是大麦请问您能分辨出来吗？”
“这一把？”佐伊不假思索的指着其中一把颗粒较大的说道。
“很抱歉我骗了您，这两把其实是不同品种的小麦？”律师接着追问道。
“呵呵，很抱歉您答错了，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您并非在农场长大的美国人，其实您不认识很正常，如果不是事先就知情的话，我本人也很难分辨出这两种谷物！佐伊小姐，您知道大麦在欧洲是做什么用的吗？我请教过农业专家，大麦在欧洲并不是作为主要的食物，而是被用作饲料的！鉴于佐伊女士您对粮食品种的鉴别缺乏足够的知识，我们有理由怀疑佐伊女士并不知道他所提供的照片上的粮食是否真的是小麦，就更不用说这些小麦是不是美国生产的的了……”谢廖沙重金聘请的律师在法庭上抓住了佐伊并不具有农业知识这一点开始穷追猛打，而佐伊声称地中海航运在协助友爱非洲走私美国小麦到苏联，首先她要证明，在文章中提供的照片所拍摄到的粮食的确是美国生产的小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场官司不是没得打。
连续几起官司都牵扯到了佐伊，佐伊无法离开美国继续调查。所以佐伊联系到了正准备从土耳其回国的吉米。佐伊在电话里把情况大致的告诉了吉米，然后佐伊对吉米说道：“吉米，这些该死的家伙用官司拖住了我，现在我们只能靠你了！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