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奕也是纳闷儿了，这个拗相公还真特么是拗相公。
如今的历史已经让自己折腾得面目全非了：
燕云都姓宋了，大辽皇后都拐回来了。
唐宋八大家里，有三个都给老子行过谢师礼了。
范师父都长命百岁了，而赵祯不但开始有血性了，连儿子都有了。
四朝权相文彦博被他调教成了“文扒皮”；三朝首臣韩琦被他打断了腿。
英宗皇帝连宫门都没进，就被踩没了。后面神宗、哲宗，还有大才子宋徽宗和他那倒霉儿子钦宗也一并没影。
可以说，大宋朝能变的基本上都变了个遍儿，以后是什么样儿，唐奕自己都不知道。
可偏偏就是这个王安石
偏偏就是这个王安石！！！
特么是真拗，都这样儿了，你还能把“青苗法”和“募役法”弄出来？
唐奕还是很服气的，服气到恨不得扒了王安石的皮
可是，话说回来，唐奕为什么对这个“青苗法”和“募役法”反应这么大呢？
很简单，如果让唐奕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两个东西。
那就是
丧、心、病、狂！
没错，就是丧心病狂。拗相公的崇高理想和童话般的政治思维，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能在一千年前的北宋，想出这两个法案的人，绝对是天才，思想绝对超前。
但是，能把这两个法案付诸实施的，绝对是蠢材，脑子绝对有包。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
先说青苗法。
《宋史》原文：“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大体意思就是：以各州常平仓所储谷物做本钱，每年青苗之季，也就是农桑的时节，为了确保农民不会因为无钱耕作，而荒废或者出卖土地，则以国家的名义向农民借贷，并收取“低额”利息。
高明吧？
此法从表面上看，当真是好办法。
一来，让常平仓里死水一般的存粮活动起来，不但发挥了应有的效用，而且还能给国家挣点利息，实现了创收的目的。
二来，农民有钱耕种，就不会出卖土地，有效地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加速。
够先进吧？
这可是一千年前的大宋，有点后世助农贷款的味道吧？
啊呸！
唐奕一口老痰淬王天真脸上！
先进个屁！
想法很先进，可是放在一千年前的大宋来实行，那就是愚蠢。
首先，是这个“低额”的利息“出息二分”。
这里不得不说点题外话，后世的史学家常说，华夏各个朝代的更迭大多死于土地兼并，是有一定道理的。
百姓失去土地，就等去失去了生活的根本，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掀翻王朝统治自然也就成了活命的选项之一。
那么土地兼并的根源是什么呢？农民傻吗？一过不下去就把饭碗卖了？然后去玩命？
不是的，土地兼并的根源，其实就是高利贷。
农民不会一上来就卖房子卖地，更不会傻到出卖活命的资本。大多数人对生活还是抱有幻想，对未来还是有憧憬的。
所以，不会上来就血拼，直接卖地。
他们会选择折中一点的办法，那就是抵押土地，向富户和地主阶级借贷来度过难关。
那这个利息是多少呢？
很高，各朝各代基本在三成利息往上走，而且是利滚利，息滚息。
也就是说，借十贯钱，年息三贯，明年还十三贯。若有赊还，再下年，就是十三贯为本，取息三成，概是十七贯。
这还是按年利来算，有的地方月利借贷，一个月打个滚儿，就已经没边儿了。
总之，这个借贷的高额利息，一般农户是难以承受的。
要是收成好还好说，几年辛劳勉强可以还上。可是万一出现连年欠收的情况，那就除了破产拱手让出土地，绝无活路了。
所以，每逢大灾之年，农户以质押土地求活，就成了土地兼并问题集中爆发的年景。
这也是河北、京东诸路的豪族会眼睁睁地看着黄河决堤，冲毁农田，却一点不心疼的原因。
按理说，河患一起，损失最大的就是手里土地最多的豪族。
可是，恰恰相反，河患最重的时候，反而是地主豪族牟取暴利的最佳时机。
田亩所出何以比肩借贷之利？
回头再说青苗法中的“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这句。”
二分够低了吧？
呵呵。
别误会，此“二分”非彼二分，这可不是百分之二，这是两成！比后世的高利贷还要高。
可想而知，那些濒临破产的自耕农能还得起这个利息吗？这就是在拿朝廷的钱去放高利贷！
当然了，这个利息比北宋现今的民间借贷利率要低，而且不能用现代的思维去衡量，因为这个利息在古代是常态。
可是，即使是两成的利息，依然是农民所不能承受的。
而且，王介甫好像忘了个事儿
就是他这个青苗之法是要由官僚阶级去实施的。
那谁的在民间放贷最多？谁的手里土地最多呢？当然就是这些有钱有势的当官儿的。
这就好比，让一个杀人犯自己去审判自己，他会砍了自己的脑袋吗？
所以，青苗法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一经实施，立马就走了样儿。
下行至各州各县，简直就是花样百出，玩出花来了。
有的州为了政绩，强行假借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