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川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低着头嚅嗫着老老实实地说：“高中。”他又低声补充了一句：“高三。”
医生的眉毛皱得更紧了。他犹豫了会儿终于还是委婉地开口，先问：“你叫什么？”
“陈川。”
“那个，陈川啊。”医生先自我介绍：“我姓刘，是你爸爸的主治医生。你爸爸这个伤，没得三四个月莫下床。你现在是高三，学习这么紧——对了，你学校是哪里？”
“市里的。”陈川回答，然后又赶紧解释：“我晓得，但是我家里是真的没人了。”
市里的。刘医生看这个男孩的眼光顿时有些复杂。农家出身的孩子能在市里上学，成绩和天分肯定是一等一的好，他家里也有正在念高中的孩子，不由有些爱屋及乌；不考虑这个因素，如果陈川来照顾他爸爸，肯定短时间是上不成学的，县里和市里，毕竟中间还有将近一百公里，哪怕是高速也是个把钟头。
刘医生语气更温和了：“陈川啊，你爸爸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是真离不开人，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起码头一个月是必须在医院里过的，你现在高三，学习也紧，怎么来得及回来？听叔叔一句话，还是请一个医院的护工，你有空的时候回来看看你爸爸，平时还是喊你家里的长辈过来帮忙吧。”
说完这些，又叮嘱了几句医嘱，刘医生说有事就直接去办公室找他，然后带着护士医生继续巡房去了。
陈川茫然失措地站在原地，他知道医生一片好心，但他之前也去打听了护工的价钱，论天计算，一天五十，每周一结，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五——在两千年初的时候，西南内陆城市的平均工资也就这么多了——陈爱国喜欢跟陈川显摆他又在红色小本本的存折里存了多少钱——五千六——陈家所有的存款。
但是就今天，陈爱国的伤药费就要三千多，工地老板还算有良心，给陈川打了招呼说医疗费工地给出七成，剩下三成归那个粗心大意的工人负责，但是那个工人又哪里来的钱呢？工地上的农民工，哪个不是穷得叮当响？陈川到医院还见了对方一面，那人和他爸陈爱国一样，面容木讷手脚粗笨，眼睛里全是惶惑不安，翻来倒去地念叨不是故意的，又说他一定给陈爱国赔钱，但得容他些日子——他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刘医生也给他算了笔账，零零碎碎的陈家还要准备一万有余，毕竟陈爱国伤到了腰，那是要命的地方。再往下一点，这辈子别想站起来了。
钱就像一个巨大的磨盘死死地压在陈川的背上，他坐在陈爱国的床前，心里默算着费用——医药费自家总得先垫上几千，他现在高三，也正是花钱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事，陈爱国也跟他说从这学期开始要涨生活费，还有……陈川脸色苍白起来，他死死地咬着嘴唇——因为还没有正式开学，所以他还没交学费。
许多年陈川想起来，也叹息说那时候怎么会那么苦，那么难。陈爱国在工地做木工，早上八点上工，晚上六点下工，遇到赶工，点着氙气大灯做通宵，他手艺好，人也实在，吃技术饭，一个月下来也才拿一千出头。两千年初那几年，尤其在西南内陆，人工当真是不值钱。
高中第三年刚刚开始，陈川不得不认真开始考虑辍学或者休学的可能。一想到这个，他浑身抖得像筛糠，秋老虎的天气，浑身冰凉。
陈向前送了工地上的人回来，就看见陈川垂着头失魂落魄地坐在陈爱国病床前面，整个人颓唐得很。他想了想，叹口气，把烟别在耳朵上，走过去轻声同陈川讲：“川娃子，你跟我出来下。”
陈川头重脚轻地跟着叔叔往外走。走到附近的楼道里，陈向前站住脚，转过来问他：“川娃子，你有啥子想法没？”
想法？他能有什么想法？他想让父亲好好治病，不要落下病根；他想要回学校上课，担心着自己跟不上进度；他操心着陈爱国的医药费，又担心母亲李秋萍无人照顾。这些原本不该他挂念的事，现在占据了陈川脑海中的每一个角落，杂糅混合在一起，一时间，陈川竟然说不上他到底在想什么。
半天，他才勉强开口：“我在想老汉的病。”
陈向前脸色沉重地点点头，他默不作声地摸了根烟出来，又从裤兜里翻了打火机出来点上，吸了一口，才开口说：“你老汉这回，要花不少钱哟。”
陈川没说话。
陈向前径直抽着烟，他陷入自己的思维当中，一笔一笔地算起账来：“今天都遭脱三千哟，还好工地上还认账，不然你老汉怎么办？我问那个医生，还要花好多钱，你晓得他啷个说？喊屋头把钱准备好！这是啥子意思？这就是花钱无数啊……”
陈川闷闷地开口：“花钱我不怕，但是爸爸不能有事。”
陈向前怜悯地看着侄子，他好些时候没见这孩子了，和上回比起来，陈川似乎又长高了一截，蓝色的t恤挂在他身上空空荡荡像个麻布口袋，腿杆跟两根麻杆一样又细又长，瘦得没几两肉，陈爱国在工地上和他聊天，总是说陈川读书辛苦，现在看，怕确实是辛苦。
陈爱国家确实是不容易。陈向前想起他这个堂兄弟家里那一堆是是非非，想起他早逝的侄女，又想起现在也算不上是个好人的兄弟媳妇，他想，就这样，陈爱国还一定要陈川读书，读书，又有啥用？他家里老大，十六岁就走深圳打工，现在每个月已经拿两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