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的日本，常备陆军只有3万人、海军只有4000人，木制小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这次在琉球的大战，损失了一千三百多海军，最先进的炮舰三艘，还搭进去从英国租用的“无畏”号，要不是西乡从道脸皮够厚，他早就切腹自杀了！
而离台湾不到一百海里的钓鱼山，也很快被曾广孝派人收复，还在上面驻扎了一小队淮军，移了十余户台湾渔民上去居住，明确将钓鱼山纳入了台湾府管辖！
曾广孝还请曾纪泽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从此以后琉球和附属岛屿、钓鱼山都是中国的地盘！曾纪泽很高兴，回电将儿子夸赞了一番，并明确告知各国，以后琉球和钓鱼山都属于中国的地盘，不存在任何争议。
在朝鲜和琉球战场，曾广孝和刘铭传痛击了日本人。曾纪泽估计，西乡从道在朝鲜和琉球惨败，日本人肯定会恼羞成怒，和中国开战。这样一来，吴国正好可以名正言顺趁日本没强大，把它灭了，改置成中国的台东省，永绝后患。
可惜1875年的大清国，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木船，木头都烂了，不是这有窟窿就是那有漏洞。1875年，在云南边境，英国驻华使馆的外交翻译官马嘉里因不懂山里少数民族的规矩，不肯交“买路钱”，被云南土著居民给杀了，抛尸河里，史称“马嘉里事件”，中英大战一触即发。
日本政府一瞧，有机可趁，加上被击沉的“无畏”号是英舰，西乡从道被打怕了，遭到朝中大臣的弹劾，于是他故伎重演，想和1874年在台湾那样，打不过就通过外交来揩中国的油，要战争赔款，日本政府说服了英国公使支持，派森有礼为特使，到天津的总理衙门“狐假虎威”，说淮军在朝鲜击沉了英舰，索赔100万两白银。
恭亲王毫不犹豫地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李鸿章。李鸿章正因马嘉里被杀的事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苦苦周旋，焦头烂额，分身乏术，便将这事交给吴王曾纪泽。
曾纪泽让曾广孝、刘铭传回来和森有礼谈判。
刘铭传打日本人还没打过瘾，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能像去年西乡从道攻打台湾一样，以土匪的名义先去打日本，胜利了再请吴王追认吗？”
曾广孝说：“我们几千淮军，去日本本土对付三万日本常备陆军，没有胜算。而且，中国如果首先对日本宣战，那就是我们不守国际法了，英国不会坐视不管。回去和谈也好，我给刘大哥当翻译，这次和谈，绝不再让日本人再占便宜。”
世界上什么事都有规矩，也就是规则。当时的外交游戏，有万国公法、日内瓦公约等国际规则，如果傻兮兮不懂，即便你很强大，如果与全世界为敌，直接开枪开炮或把人家外交人员抓起来凌迟，难免会被揍得鼻青脸肿，晚清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对此曾纪泽心知肚明。这一次，曾纪泽决定让曾广孝好好和森有礼讲讲“道理”。
“外交场合最讲政治，外交谈判的重要姓一点都不亚于战场，克劳塞维茨在世界名著《战争论》中开篇就说：‘战争不是目的，它不过是以剑代笔的政治。’也就是说，两国的外交最终要在谈判桌上出成果。”曾纪泽和儿子细谈了一晚上，对日本可能提出的异议一一交待。
因为曾纪泽知道，二十八岁的森有礼，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此人秃头，1847年出生于鹿儿岛，十八岁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国后痛感日本教育落后，出专著《日本教育问题》开启民智，按现在的标准，他的学问达到了博士水准。他还在美国华盛顿呆过三年，当驻美大使。森有礼这样的外交人才，在当时的大清国，没有敌手。
曾广孝见森有礼前，换了一件崭新的灰色长袍，就和刘铭传去南京的两江总督府，等着森有礼来较量。
森有礼带着一马车资料来了，还带了一个翻译，叫郑永宁，日本驻中国公使，他说起来是华裔日本人，先祖是明朝遗臣郑芝龙，福建泉州府土豪，他有个儿子，就是历史上巨著名的郑成功，可惜子孙不肖，当了日本人。
森有礼很狡猾，除了翻译，还邀请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国的驻华公使或参赞旁听，搞得跟新闻发布会似的，目的就是讲国际法，给中国施压。
森有礼那天脑门光亮，穿着黑色燕尾服，带着同样西装革履的郑永宁，跑来南京问罪。
谈判是在一个长桌上举行，森有礼、郑永宁与刘铭传、曾广孝对面而坐，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围观，两个书记员做笔录。
森有礼一上来就对刘铭传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日本科考船去朝鲜，是符合国际法的，为什么会受朝鲜军队的攻击？”
刘铭传不懂科考船是什么东西，曾广孝说，科考船就是科学考察船。
刘铭传问：“什么是科学？”
在场的外交人员交头接耳，嘲笑刘铭传不懂科学。这场面让曾广孝也有点尴尬，他一时也不知怎么跟刘铭传解释什么叫科学，便说：“日本人说的科考船，就是去取淡水的船。”
刘铭传一拍桌子，道：“放他娘的狗屁，取淡水的船上还用得着安装三四门大口径火炮吗？”
郑永宁不知道“放他娘的狗屁”怎么翻译，正准备略过，曾广孝一笑，说：“就是八嘎他老母。”
森有礼说：“就算日本船是军舰，我们去朝鲜，关中国什么事？”
曾广孝说：“朝鲜是中国藩属国，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