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九年，九月，郡国二十四螟。
螟是一种生活在稻茎中，以髓部为食的害虫，和蝗虫的江湖地位差不多，对古代的农业影响极大。一个处理不当，动辄就要引发饥荒。但是像西晋这样，二十四个郡国同时都遭了螟灾的，也实属罕见。
老话说，大灾之后，必有人祸。
往往遭灾了，就总要导致一系列极其恶劣的连环反应。好比赈灾不力。古代交通不便，遭灾的消息一来一回，就能耽误数日；哪怕朝廷对灾难的处理有一套固定的模式，这些办事效率与树懒有一拼的官老爷么们，也并不会快到哪里去，因为遭灾的又不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儿，想要感同身受是绝不可能的；待灾款好不容易下发了，还有各地层层盘剥……所以，朝廷赈灾的速度，总是赶不上灾难蔓延的速度。
凶歉之年，瘟疫滋生，饿殍遍野，有时甚至还会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剧。
华夏的普通老百姓大多的愿望，其实都很淳朴，不过“吃饱穿暖”四个字而已，他们还十分善于忍耐与退让，“吃饱穿暖”还能榨干成两个字：“活着”。这就是他们对生活全部的期望了，也是他们最后的底线。
当连“活着”都成为一种奢望，期望成空，底线被践踏，忍无可忍时，那就没办法再忍了。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那为什么不造反呢？
今天落草，明天起义。
各地的起义军往往还会遥相呼应，从者如云。
这种时候，晋武帝人生中最坑的一条政令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罢洲郡兵。
郡兵就是地方上的武装力量，始于秦，在汉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地哪里有山贼土匪、闹事起义什么的，基本都是当即调遣郡国的都尉，带兵一拥而上，将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听起来满酷炫的一个政策，为什么会被晋武帝废除呢？
因为生性多疑的他，觉得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很大的原因就是地方上有兵权，听调不听宣，养大了臣子的野心。事实上，晋武帝的发亲司马昭，就曾是曹魏的大将军。未免再有这样的政变发生，晋武帝就大刀阔斧的把郡兵给罢免了。不仅如此，他还罢黜了刺史的领兵权，执行的特别彻底。
各地刺史没了兵权，确实是不太可能造反了，却也在别人造反时无力招架。
兵贵神速。但很显然，由朝廷派兵，根本快不到哪里去。先要皇帝能听到消息、再到朝臣商量、派兵赶过去时，有可能一伙本来只有几十个人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小团体，就已经发展成真正意义上成百上千的起义军了。拿对付几十个人的兵力，去正面对上浩浩荡荡的起义军，这不是搞笑呢吗？
“所以，你明白了吗？这才是西晋两代而亡的关键原因之一。”拓跋六修在幻境道。
什么贾南风乱政、九品中正制、世家门阀，其实都在其次。因为东晋搞的也是这一套，但东晋却成功蜗居南方，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峙了好几百年。虽然东晋始终没能打回长江去，但北方的几国也没能打过长江来，南北朝就这样一直谁也奈何不了谁的并立了下去。
好学生卫玠正襟危坐，努力记忆着拓跋老师教的种种东西，偶尔眉头紧锁，偶尔恍然大悟，脸上的表情比拓跋六修枯燥的讲述精彩多了。
频频被幻化成现代成年模样的卫玠吸引去注意力的拓跋六修，若不是能一心二用，指不定要出多少丑。
等拓跋六修讲完了，卫玠这才举手问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咱们这次的螟灾，并没有引发一系列的后果？”
“历史上，这次的螟灾也仅仅是为以后酿出的大祸留下了一系列的隐患，并没有当即爆发。我一直觉得石勒当年的家道中落，就是因为这次的螟灾而起。”
不管是晋朝内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旁边的‘邻居’，都是受害重灾区，死的人最多，赈灾款项下发的却最少。
“更不用说，这一次你祖父提前知道了大灾将至，已经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
卫老爷子关注各种天灾，一方面是可以借机搞搞封建迷信，弄死一两个政敌；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他既然知道了未来，要是还没有做好赈灾、甚至是尽可能降低受灾程度的准备，那他也就是不是史书上那个忠允清识、有文武之才的卫瓘了。
一场本有可能闹大、或者埋下隐患的天灾，就在朝廷事先得当的预防、事后妥善的赈灾安置中，被悄然化解了。
尤其是卫玠伯父卫密做官的卫家老家河东，对这次天灾的处理最是得当，县内有提前准备好的粮草和草药，饿死的人很少，瘟疫也得到了合理的控制，并没有蔓延开来。晋武帝对此大书特书的进行了表扬，赞卫密堪为天下地方官的表率，商银无数，并赐了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卫瑜官身。
所有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只赏银和赏卫密的儿子，不提卫密的官职半分，只是因为晋武帝和卫瓘都在等卫密三年期满后回京述职，好赞足了功劳一次性给个大的。
在灾难被彻底遏制之后，卫老爷子就联合灵台（太史令的下属官吏）一起对太史令和杨骏再次发难。卫老爷子为对付政敌准备好的手段，并不会因为杨骏的告老而就此罢休，因为二杨还在朝中担任着要职，杨骏的姻亲、旧部也大多对杨骏起复抱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只要杨骏一天不真正的倒下，他就真的有可能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