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当皇帝好，当皇帝确实是一个苦差事，单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工作量就相当巨大。
庆丰军本就不是一言堂，更像是各方利益的集合体，内部派系庞杂，一旦利益分配不均，反而适得其反，而郝仁的后现代的思想，和一应文武官员的思想，第一次发生激烈的碰撞。
仁，这个字，在民间书写中应用广泛，想让民间文人避讳这个，很难，郝仁也没有觉得自己的名字有多么尊贵，不主张民间避讳，而余阙以‘礼制不可废弛’为由，极力主张将‘仁’字列为避讳字。
郝仁出于无奈，只能自己改名，改了生僻字连后世打字都打打不出来的字给自己命名，总算解决了名字忌讳的问题！
而当皇帝必然要向上追封三代，此世郝仁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自小就没见过爹娘，更不知道爹娘祖宗是谁，总不能自己给自己编造出一个祖宗来，那样自己都会觉得恶心。
无奈之下，只能将后世自己的父母抬了出来，让余阙等文人商议，总算是将祖宗三代的任命凑齐了。
郝仁最反感带有屈辱性的跪拜礼，而郝仁几位当皇帝，必然要接受百官的朝拜，郝仁与群臣们争论不休，想废止这一项礼节，遭到以余阙为首的群臣极力反对。
也没办法，这个几千年的屈辱礼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过来的，尤其是在这个元末，汉人四等人种叩头叩的太多了。
最终确定双方达成妥协，仅登基之时用一次三魁九拜大礼，余下时间，一律改用拱手长揖礼。
新朝必然用新的服装，郝仁提议的中山装，与汉服的宽袍大袖相违背，遭到群臣们一致否认，有不能沿用蒙元质孙衣样式的官服，好在宋亡不足百年，官服的沿袭宋制有章可循，只是对官帽进行修改一些，去掉帽子上的展角，定国号为宋，年号光兴。
这些小事情无伤大雅，最难的问题是新朝的利益分配问题。既要考虑各家族间的利益均衡，又要考虑各位家族、势力中人的能力。
俞家子侄五人，徒单家族二人、廖永安兄弟二人、余阙的安庆派系（另李宗可、福童、卢彦玉、段桂芳）、施耐庵师徒、飞山蛮杨正泰家族（另杨通知、杨虎、杨彪）、濠州郭子兴旧部（郭天叙、张天佑、邵荣、赵继祖）。
以上这些都是在庆丰军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和势力，权利分配起来已经着实困难，令有常遇春、邓愈等人，虽然家族势力不显赫，却都是战功卓著之人，而郝仁最初起家的班底付友德、张破虏、穆有才等人，也要酌情照顾。
哪一个得到利益少，哪一个都不舒服，而军中将领多，将军队列为文人统治之下，武将也会感觉到不舒服。
争了三争，论了三论，最终才拟定新宋的官制。
余阙任礼部尚书、俞通源任户部尚书、穆有才任工部尚书、廖永安任吏部尚书、施耐庵刑部尚书，五部尚书正式确定下来。
为了提高武人的地位，将兵部独立出来，另立枢密院，由张破虏、付友德（跟随郝仁时间最久）任左右枢密使，常遇春、徒单钧、邓愈、吴六玖、俞通海，分任枢密副使兼管军都督职，其余各领军总管也各得封赏。
刘伯温及郝仁身边的一应参军，组织成监察部门，负责御史台工作，刘伯温、姚广孝（在扶桑遥领）分任御史台一二把手。
政权尚未大一统，爵位封的太高不利于日后封赏，而单论诸位将领们的军功，没有二三月恐怕不能讨论全面。
封岳父杨正泰为杨国公，为下面的大臣确定一个封顶的上制。以杨正泰的功勋，也只封为国公，其他大臣，不要有封王的奢望。
封李宗可为定边侯爵，为一应军功大臣确定了封爵的下限。以李宗可平平的战功，尚且封侯，其余领军主将，战功皆比李宗可高，给诸位将领们一个暗示，封的爵位至少要比李宗可高，想要封国公，还要继续努力！
新宋政权只封了两个爵位，算是给封爵工作形成一个缓冲地带。
由廖永安、施耐庵、刘伯温、余阙、俞通源、穆有才、姚广孝七人组成内阁，平素军政大事，由这七人商议后，再与郝仁商议，各内阁大臣可代行天子的权利出镇地方（姚广孝出镇扶桑），在郝仁外出打仗时候，几位重要的内阁大臣，留在都城辅佐太子治理国事，郝仁便可安心远征。
提高女人的社会地位，后/宫封赏沿袭元制度，郝仁的四个正妻册封为四皇后，翠袖儿新近完婚，册封贵妃，令册封妃、嫔十六人。
三月初一，一应准备完毕，郝仁带四位皇后、一位贵妃盛装参加继位大典，一应文臣武将，齐聚元帅府，三叩九拜三呼万岁。
“诸位大人，快快免礼，都坐吧！”郝仁尚且不适应当皇帝，感觉非常拘谨。
诸位大人回头时，发现以前议事的时候存在的椅子，早就已经不见了踪迹，诸位文武大人，只能分列两旁。
“诸位大人的椅子哪里去了？”郝仁此时才发现自己元帅府的变化。
“陛下现在已经是九五之尊，大臣们只能站着给陛下说话，此乃礼制也，若不如此，如何彰显出皇室的威严，臣已经命人撤去了！”礼部尚书余阙撵着花白胡须道。
“胡闹！”郝仁怒道：“诸位大人不少已经老迈，不适宜长时间站立，何况一旦商议起事情来，动辄一两个时辰，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宿卫们，赶紧把各位大人的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