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软弱正中李鸿章下怀，因此他满口称是：
“太后圣明，长毛、捻、回之乱初平，国家元气未复，实不宜与邻邦交恶，凡事还需仔细斟酌。前日据日使柳原前光所论，日本确有和谈之意，使团随即便到，可见诸事还是好商量。”
慈禧大喜：“这样最好，这样最好。嗯，听说你那女婿脾气不小，扣了日船，还抓了不少人，办事太毛躁，你可得打个招呼，可别把事儿给搅黄喽。”
李鸿章汗都下来了：“是，是，为臣立即去电，让他放人放船。”
“好好说，别吓着小家伙，这些日本人也学着洋人来挑事儿，也确实可恶，年轻气盛的也难怪。与日使会谈就由你全权负责，只要事情办得体面，给点银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唉，乏了，跪安吧，唠着这些挺烦人的，姐姐，咱们还是去圆明园散散心吧。”
此时日本国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国民愤恨之极，报纸上一天到晚都在计算到底损失了多少，天天都有人跑太政官署前面抗议。
政府十分尴尬，大久保利通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总不能明说日本与夏云桐签有秘密协议，结果被对方给骗了，说出去荒唐没人信，要是大家信了，就更加证明日本政府多么白痴了，真是情何以堪。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伊藤博文此时正在北京谈判，如果承认煽动清朝地方官独立造反，这事摆上桌面就是十足的理亏，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呢？
大久保只能顶着各方压力，期望着伊藤能谈出一点东西，让日本能找到下台阶，体面地解决此事。
4月11日，日本代表团抵达北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正式会谈。
伊藤上来就大肆狡辩，宣称出兵是为了惩罚那些杀害渔民的凶手，并索要500万两白银军费。还说夏云桐抢劫日船，绑架日人，才是真正破坏两国邦交，要求清政府予以惩办，并赔偿一切损失。
至于日本为什么悄悄派一堆官员到淡水厅活动，伊藤却只字不提。
自己侵略还说别人破坏邦交，如此颠倒是非，让李鸿章也觉得难以忍受，和谈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但就在此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突然介入，劝说李鸿章做些让步，让事情和平解决，“维护东亚和平与人民福祉”。
这就打中了李鸿章的要害，他最怕的就是事情多边化、复杂化、国际化，只好妥协下来，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起来。
同一时间，夏云桐还在做着紧张的备战工作：
储备的大量物质被存放在数十个大型战备仓库；
初步纵贯整个淡水地区；
扣下的6艘日本轮船全部驶入沪尾港，泊于淡水河；
军械局的地雷则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小部分送往沪尾港，绝大部分送往月眉山。
战争气氛浓烈，夏云桐却在4月10日突然接到了两封电报，分别来自李鸿章和盛宣怀。
电报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要求夏云桐冷静克制，放人放船，避免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影响正要进行的谈判。
李鸿章透露说，这也是两宫太后的意思；
盛宣怀则是利诱：理财生意做得很顺利，最好别节外生枝，耽误了大家发财。
夏云桐一声冷笑，将两封电报都撕得粉碎，只当是线路技术故障，什么都没收到。
哼，李鸿章以为搬出了两个太后，就能给自己足够的压力，哪知道自己忙活了许久，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其中的战略思考、历史责任、利害关系、千秋功罪，岂是李、盛之辈能够明白的了？
现在时机到了，两国使团准备商谈，日本人无非是找些场子，好压制国内的好战气氛，自己要做的，就是再加点刺激，让日本实在下不了台，除了全面战争别无选择。
4月12日，沪尾港红毛城，一个偌大的高台被搭建起来，上面立着绞刑架，两旁红旗招展，张灯结彩，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仿佛一个盛大的节日。
正面的观礼台上坐着被邀请来的外国领事、记者和商人，大家共襄盛举，来看一场好戏。
夏云桐一到场，民众都高呼元首，场面十分热烈。
他拿着喇叭讲了起来，什么日本入侵台湾，犯我中华领土，凡我中华儿女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值此生死存亡之秋，我辈正当舍身忘我，抛头颅，洒热血，展现我不屈的气节，哇啦哇啦一大堆。
台下一阵阵欢呼，那些外国领事听得也很佩服：这个人很有演说天赋，各种煽情各种爱。
这时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夏云桐高喊起来：“我们将用钢铁般的意志来回应敌人的暴行，我们将向傲慢的日本人，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我们决不妥协。”
说完，一个面色苍白的日本人被押上了高台，正是那花房义质，这时大家才明白今天要干嘛。
观礼台上的英国领事班克斯以手加额：“哦，我的上帝啊，这太疯狂了，这下糟了。”
很快花房义质就被绞死了，临死前喃喃自语：“他是个疯子，疯子。”
接着被绞死的是岩崎弥太郎，一直在摇头骂着“八嘎”，不知是在骂别人笨蛋，还是在骂自己。
涩谷荣一十分淡定，被套上绞索时还对刽子手说了声：“麻烦你了。”
清水右兵卫临死前一直叹气，显得很郁闷：“死得真冤啊。”
接着是水野遵和桦山资纪，两人都无法自己行走，是被刽子手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