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整顿经济秩序、增加国库收入和抑制物价，罗林斯军政府对加纳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措施，如工商业必须立即缴付拖欠的税款，政府收缴囤积居奇的粮食和日用品，强制压低物价，超出限价出售商品的商人被当众鞭笞或游街示众，对与官员勾结营私的企业主给予重惩。但在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同时也伤害了本小利微的小商人。经过整顿，工商业企业纷纷去税务局缴纳欠税，市场的物价开始下降，居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更为重要的是，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以身作则，一扫过去军政府领导层的腐败作风。委员会成员不住豪华舒适的官邸，他们不参加私人的经济活动，他们集中在国防部办公，并拒绝一切特殊待遇。显示了军政府的领导集团廉洁奉公的作风。
罗林斯和其他革命委员会成员以身作则的“革命作风”，为加纳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有利于加纳政治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加纳经济的改善。
被历届军政府批判的恩克鲁玛，又重新获得了公正的评价，恩克鲁玛的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和“非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受到尊重，在某种形式上，作为革命委员会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但革命委员会并没有狂热的、无条件的照搬。
革命委员会坚持“还政于民”的保证，仅执政3个月就将政权交给新当选的以希拉·利曼为领导人的人民民族党政府，建立了1966年军事政变之后第一个真正民选的文官政府。这使多数加纳人对少壮派军人控制的武装部队的形象有所改变，使武装部队与人民之间、特别是武装部队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组织之间有了沟通。
1979年9月，加纳军政府首脑罗林斯上尉力排众议，说服激进的少壮派军人集团，在执政三个月后就实现了“还政于民”的诺言，将军政府的权力移交给在选举中获胜的人民民族党及其主席利曼总统，开启了加纳第三共和国时代。然而，希拉·利曼总统却把主动交权的少壮派军人集团视作潜在的反对派，并把他们的领袖罗林斯视为最大的隐患。于是，利曼政府采取手段打击前执政集团。首先，先后将前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派遣到国外，使他们与加纳政治脱离直接的接触。1979年11月27日，罗林斯被利曼解除军职，并勒令从武装部队退役，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国务委员会委员。利曼政府又以清查前革命委员会经手的税收去向问题，对罗林斯及其军政府进行恶意的诋毁，否定革命委员会发动政变及其执政时期整肃政界和武装部队中的贪污腐化、复苏经济的一切功绩，甚至发展到对1979年6月军事政变者劫狱解救罗林斯的事件向罗林斯发动人身攻击，还株连其家属，将在总统官邸工作数十年的的罗林斯母亲解雇。利曼政府的一系列政治诬陷的行为，为许多正直的加纳人所不屑。
对于利曼政府的背信弃义和胡作非为，罗林斯愤怒了，重新投入政治斗争，他多次拒绝政府安排的出国学习机会，经常出入学生或青年的集会，发表演说，揭露利曼政府的欺骗行为和腐败无能。罗林斯被迫害的情况，受到多数加纳人的同情。
此外，利曼总统执政后，加纳的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日益恶化，工农业生产下降，通货恶性膨胀，市场日常必需商品供应短缺，失业人员不断增加。利曼总统在接管政权时曾公开保证的将继续军政府的“大清扫”的诺言，在执政后均销声匿迹。政府高级官员争权夺利、贪污腐化的现象不仅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民选文官政府的一系列腐败行为，在武装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出现了强烈的不满。少壮派军人集团曾多次密谋发动新政变以重建军政府，但均未获得成功，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罗林斯上尉，希望他重新出山组织新的政变。罗林斯被开除军职后，就秘密去利比亚接受军事训练，他返回加纳后，立即领导策划政变的活动。
1981年12月30日除夕之夜，国防部召开盛大的辞岁晚会，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警察总监以及大多数部长和高级军官均莅临与会，军政领导人沉醉于花天酒地，一直狂欢到深夜才结束，而此时的军事戒备必然松懈，罗林斯决定选择在这一时刻发动政变。
1981年12月31日凌晨3时，罗林斯在武装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拥戴下，果断发动的军事政变，先后占领了国防部、机场、陆军司令部、总统府、广播电台等重要机构，至当天上午11时，政变部队已控制了整个首都。这场闪电式的政变前后不到8小时，以胜利结束。罗林斯在阿克拉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激动的和富有煽动性的讲话，宣布加纳“又爆发了一场新的革命”，腐朽的利曼政府已被推翻。他指责利曼政府腐败无能，总统利曼本人和他的阁僚贪婪腐化和争权夺利的行为，使加纳的政局陷于混乱，也使加纳的经济走向崩溃。他向全体加纳人宣称，这场新的军事政变的目的在于：再次整肃加纳政治的腐败，将改革加纳已落入困境的经济结构。全国人民和武装部队给予他的“革命”全力的支持，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获得了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