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大清各地督抚宣布废除旧科举制度之后，中国人先是迷茫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去衙门乃至京城告状的都被强行送到了欧洲做官。
等中华日报新一期将近乎白手起家同为旧读书人的乔致庸、胡雪岩等拿出来做例子之后，整个中国似乎得到了答案，大家开始奔走——为了赚钱奔走。
既然有钱就能有地位，那就去赚钱，报纸上说得对，乔致庸、胡雪岩并不比别人多一个脑袋多两条腿，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此时满清的八股科举更多是看字而非看文章，一些自觉地写字或书画能赚钱的，开始沿街摆摊卖自己字画。
书画不那好的一些人开始乘坐空艇做各地土特产的倒买倒卖，脑子更活络一些的从日本进口蒸汽机、水力机等开作坊办工厂，例如水力磨面，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换了日本生产的钢辊磨面之后，不论是效率还是面粉的洁白度一下都上来了。
一些南方产蔗糖的糖厂换了蒸汽机和钢辊碾压之后，蔗糖产量立刻增加了一半还多，一时间日产的各种机器在中国大热卖，和20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的家电在中国有一拼。
如今江南一地机器缫丝、机器纺织、机器印花、机器刺绣等更是被几个大家族所垄断。对南方各大家族来说，现在也不容易，以前靠科举还能保证朝中总是有人做官，现在朝廷不好使了。各地缴纳押金做官的方式，让大家很是不适应。
不过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官的措施取消了，对各大家族来说，朝廷现在有没有人不重要，地方上面的人一定得是自己人才行。不然等曾剃头手底下的湘勇来收税的时候，可就要了亲命了。
朝廷优待士绅，可曾剃头要养兵，这士绅的正税可以不交，但是两江总督宣布的两江防贼捐是可以随意裁量的，地多钱多粮多的就多交一点，地少钱少粮少的，就少交一点。反正就是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要是自家人在本地做官，上面只要地方缴纳够总额就行了，乡间的农户缴纳完正税就只好吃糠咽菜没几个钱粮，但完全可以盘剥仇家吗。至于仇家造反，那太好了，自家这么多人也不是吃素的，不用等督抚大军，先带人把自家老太爷当年抢水被打死之仇先报了最好。
不可避免的，重商主义的措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不过这在宋海平看来是好事。其实只要把中国农民分散到全世界，也能做到美国那样，几个人种一个县的土地。但是国人只要能勉强活下去，就不会离开那点土地，所以逼着他们活不下去而离开家园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
清末，本来就是中国人一次走上世界舞台的机会，只是原本历史上国家孱弱。走出去的这些人不论是去了欧美还是欧美的殖民地，都是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这一幕在前世一直持续到联合****总司令在板门店的停战条约上签字为止。
至于什么一战二战的战胜国资格，那就是个笑话了，哪有战胜国还需要割地的……
在海的另一边，日本各家机器厂的员工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生产的零件是作为机器大部分卖到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在早已分工明确的流水线工厂，占一个车间面积的一条流水线就是为了制造一个零件，这些零件的用途他们并不明白——至于组装，那是组装总厂的事情，等产品完成最后一步组装，也就要准备装箱封存了。
其实宋海平和林海洋控制的工业船拥有远超过现在日本这些所谓现代化工厂的生产力，如今这幕府名下的各种日本公司很有些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味道，例如雇佣人挖个坑，然后再雇人将这个坑填平——宋海平和林海洋只是不想这么无聊的浪费劳动力罢了，再者说，让勤劳的日本人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反而是更坏的结果。
下放给各工厂生产的都是些民用机器，原本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的，没想到中国的商业主义一朝觉醒后，反而成了最大买家。
随着湘勇淮勇崛起，商业主义泛滥，在中国商人和军人也不再被视为贱业，大家都觉得有钱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当兵的怎么了，当兵的打仗时候能合法的抢劫致富，有了钱买个官做，谁还管他是不是当兵的出身。以前大家只是想发财，现在大家都是怎么发财怎么做。连四九城的问候也从“您吃了吗？”变成了“最近您老在哪发财？拉兄弟一把。”
虽然商业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但是中国商人诚信经营的招牌却没有丢，事实上就是后世，那些作假注水的公司也往往是过眼云烟，真正的能传承的大公司都是将诚信这两个字印在骨头和血里面的。
而在中国，大家做生意没有那么多繁复的合同，都是一句话决定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生意的，讲究的就是一口吐沫一个钉。若是没能说到做到，那也就坏了名声，在商业圈子里就再也没人和你做生意了。
1861年9月9日，数万北军跨过布尔河向南军河对岸几百米外的石头胸墙阵地发动冲锋，在河边鼓舞士气的北军少将师长格兰特将军大声喊道：“小伙子们，抬起头来，这个距离，南军子弹打中你们比打中一头大象还难……”
这格兰特将军话音刚落，从南军阵地方向飞来一颗大口径子弹将格兰特的头爆掉，格兰特的身子晃了一下无头的尸体倒在布尔河边，血顺着格兰特的脖子喷涌而出，染红了布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