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孩子上大学张宝同
记得是十多年前的9月9日晚上十点，我带着儿子乘火车去兰州。我们在卧铺上睡了一夜，到兰州时已是早上七时。我们下了火车，就见车站的广场上有许多大学派专车来接新生。看到挤车的人很多，我就带儿子乘公交车去学校。我们带的东西不是很多，我背着一个行李卷，里面有被子、褥子、枕头和凉席。儿子则拎着一个旅行袋，挎着一个背包，另一手上拎着一网兜。旅行袋装着一些换洗的衣物和一些日用品，背包里装着一些学习用具，网兜装着一个脸盆和洗漱用品。
这是当地一所比较有名气的大学，校园很大，好像有两个校区。儿子报到的地方是老校区。一进到学校，就见办公大楼前排着一条长队，旁边有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新生报到处”。于是，我和儿子就排着队等着报到。报到的人非常多，少说也好几百人。这些来送孩子上大学的多数是孩子的父亲，也有一些是父母亲都来的，只是这种情况并不多。家长多数是贫困地区的乡下人，许多人还穿着完全是乡下人那简陋而陈旧的衣裤，还有人戴着草帽，完全是一副疲惫困乏和风尘仆仆的样子。想必他们刚刚才经历过漫长而艰辛的旅程。这些一看就是贫穷边远地区的乡下农民，为了能让孩子上大学，不知承受着比其他人大多少倍的重负。他们为孩子们背着大包扛着小包，站在长长的队伍中，耐心地等待着为孩子们报到。那些孩子们也像是从乡下或是小县城来的，穿戴也同样地简朴。他们拎着一些轻便的物品，默默地站在父亲的身旁，用陌生和敬重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所学校。我看见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很大的床卷，肩上还背着沉重的包袱。那些物品太重，把他的腰都压弯了，可他却能忍耐着朝前走着。而他的儿子只拎着一个小袋子，低着头跟在他的身后。我真骂他两句，这么大了都不知道心疼父亲。
虽是九月上旬，早上和晚上的气温比较凉爽，可是，整个白天的气温还是很热。在太阳下晒了一会，排队的父亲们几乎都是满头大汗，不停地用手和衣襟擦着额头和脖子上的汗水。可是，却没有人买水喝。本来，我很想给儿子和自己买瓶水喝。可是，看到大家都不买水，我也就只好坚持着。因为我不想让儿子看到我们比别人优越和特殊。
许多家长可能从来都没有来过大城市，走到了学校门前，还在问学校在哪里。你给他指着学校的大门，他看来看去还是不敢朝里走。他们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他也听不懂。有位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皮肤晒黑的老人带着女儿报完到，不知下面该如何办。他扛着很大的一大包行李，满头大汗地一会从这里离开，一会又跑了回来，连续三四次地问工作人员在哪里交费。最后还是一位报完到的家长把他们给带走了。这些家长不但贫穷，而且十分地谦卑，他们见到每个人都谦卑地微笑，因为他们要问路，要问如何交费，要问住宿情况，处处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而他们的孩子们，很快就是这所大学里的学生了，却显出一副一些漠然和无知的样子。
报到处的进展很慢，从8：30排队一直到了将近11时，才报过到，报到处看过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便让我们去电子系去交费。我和儿子来到了电子系，这里的人显然少多了。所以，我们只等了一二十分钟，就把学费和生活费交了。然后，我和儿子就来到了学校分配的宿舍里。
宿舍是在四层楼的三层。上到三层，就见到已经有许多家长和孩子在各个房间里忙活着。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在楼道上对一些学生和家长大声地讲着住宿管理规定，还说如果需要他们代洗衣物，每月要向楼层管理交20元的服务费。但我还是希望儿子能自己洗自己的衣物。进到儿子的宿舍里，房间里的四角各摆放着一张上下床。外面的一张架子床已经有人了，于是，我给儿子选了里面的那张床。我把背在身上的行李往床下一放，连口气都没顾得歇，就找了块抹布擦着床板，然后打开行李卷，爬上架子床上铺着褥子和床单，再把凉席往上一铺，把枕头和被子整齐地摆放在床上。而这时儿子也在床下把学习用具和洗漱用品摆放好了。
所有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完了，我该离开学校了。此时已是中午时分，我也感到累了饿了，于是，就带儿子来到学校门前的一家餐馆里吃饭。我们各要了一碗兰州拉面，一碗才1.5元，非常地便宜，因为在西安一碗拉面至少在两三元钱。我一边吃着饭，一边向旁边的一位中年男人问着兰州当地的工资和消费。他告诉我说兰州当地的平均工资只有四百多元。我一听吃了一惊，因为这比西安几乎差了一倍。而当时我的工资是一千七百多，几乎他们平均工资的四倍。于是，吃完饭，我从兜里掏出四百元给了儿子，说这是他一月的生活费。我想兰州市民的平均工资才四百元，他们还得要养家糊口。而且我也打听过了，学生们一月的伙食费差不多是一百五十元左右，这四百元钱足够他用了。儿子没说话，把钱装在了衣兜里了。
我要赶下午兰州到西安的火车，在与儿子分手之前，我对儿子说了一些要他刻苦学习和要求上进之类的话，儿子不停地点着头，好像对我的离开并不感到孤独和恐慌，反而有种多少年一直在父母的看管下，现在终于可以自由地飞翔了的感觉。其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