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有位法国汉学家来到京城，找到林子轩，要翻译《活着》这部小说。
汉学家一般是指从事华国古代、近代或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外国学者，这是一个统称，这位汉学家精通汉语。
由于张亿谋的电影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奖，在法国引起不小的反响。
《活着》虽然在国内被禁映，可海外的版权卖的非常好，并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上映。
5月18日在法国上映，5月26日在荷兰上映，6月30日在香江上映，7月28日在德国上映，以后还会陆续在其他国家上映。
尤其是在法国和荷兰，《活着》的电影得到了很多好评。
这和《活着》展现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整部电影从华国的四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可以说全方位的展现了华国城镇的历史风貌和时代变迁。
这是张亿谋擅长的方面，把小人物的故事融入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
外国观众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大略的了解这几十年来华国国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把这部电影当作了了解那个东方国家的历史纪录片。
当然，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难免带着猎奇的心态，想看看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吸引他们的还有一点就是《活着》的故事本身，通过福贵这个人物的遭遇描述了小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抗争和无助，直到最终的豁达和释然。
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要活着。
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有共通之处，谁不是为了活着呢，关键在于对于活着的态度。
西方人更为进取，通过种种努力来达到目的，有时候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东方人更愿意顺其自然，通过努力得到了最好，得不到也不强求。
有西方影评家认为东方人福贵对待人生的态度值得西方社会借鉴。
西方社会发展的太过迅速，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东方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可以更好的消解社会矛盾，达到一种平衡。
这些西方人还不知道，此时的华国正在走着西方的老路，社会快速的转型和发展，从而暴露出诸多的社会矛盾。
官员和百姓，暴发户和贫困户，金钱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和人的关系愈发的淡薄。
当物质逐渐丰富之后，精神却陷入了贫瘠之中。
这其实也是《甲方乙方》要讲的故事，这部电影虽然包裹着一层正能量的外衣，其实内在还是对社会上一些现象的讽刺。
这样的讽刺才能引起国内观众的共鸣，才是真正的贴近生活。
由于以上原因，电影《活着》在法国和荷兰大受欢迎，从而引起了出版社的关注。
国外的汉学家是无利不起早。
这位法国汉学家之所以愿意翻译《活着》也是因为法国国内有家出版社有出版的意图，他能从中赚取版税，而不是说因为喜好华国的文学。
否则华国国内有大批的小说，也不见他有兴趣。
这家法国出版社叫做阿歇特出版社，是法国最大的综合性出版集团，旗下有多家出版公司，想要出版《活着》的是它下属的一家叫做阿歇特普通文学的出版社。
林子轩不知道是不是法国电影人让路易推荐的功劳，不过小说能在国外出版是好事。
这意味着他能拿到版税了，目前国内还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活着》。
他招待了这位法国汉学家，一位五十多岁的法国老头，精通汉语，双方交流没有问题。
翻译小说是翻译家对小说的一种再创造，不一定要和原作者进行交流，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这就是意译，也叫做自由翻译。
还有一种是直译，既要保持原著的内容，也要保持原著的形式，尽可能还原原著的风貌。
每个翻译家都有自己的习惯，这位法国汉学家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活着》这部小说，他发现电影和小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改动的相当大。
尤其是细节部分，电影太过粗糙，就像是劣质版的小说。
这也难怪，电影要把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浓缩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总要有所取舍。
如果光看了电影，没看原著小说，会觉得电影还不错，可要是先看了原著小说，再去看电影，就会发现电影的不足之处了。
小说改编成电影都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很难让看了原著的读者满意。
这就是《活着》在国内放映的时候，那些作家不满意的原因，他们觉得《活着》的原著那么精彩，被张亿谋给改的乱七八糟。
不少圈内人都说张亿谋的电影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蹭了一个好原著。
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张亿谋拍电影总是喜欢改编自小说，然后加入自己的东西，把原著小说改的面目全非，让人诟病。
要是论起文学性，小说比电影高了好几个层次。
张亿谋的糅合成自己的东西，拍摄出自己的风格来，成就张氏风格的电影，这也是一种本事。
这位法国汉学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走电影的路子。
法国观众是先看的电影，再和电影是两码事，可能不容易接受这种状况，甚至认为翻译出了问题。
为了小说的销量，按照电影来翻译是最好的选择，法国读者更容易接受。
还有一种是翻译《活着》的原著小说，小说的文学性更强，悲剧性更浓，能给读者更为强烈的感情冲击，这是一部杰出的小说。
就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