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纪录片给外国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让他们惊讶的是华国竟然有地铁，有豪华饭店，街道上有小轿车，有穿着时尚的女人，人们的精神面貌看起来不错，能看到不少正在施工的工地。
整座城市既显得古老，又充满了活力。
看过这部纪录片，有人询问曾经去过华国的电影人，这真的是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么？
在外国人的印象中，华国还是七十年代的模样，人们穿着相同的衣服，共同劳作，唱着革命歌曲，这就是以往华国的电影给他们的记忆。
华国的第五代导演都喜欢拍过去的时代，对他们经历过的那个年代进行回顾和反思。
他们还喜欢拍偏远落后地区的电影，认为在苦难中才能展现人性。
这很容易理解，一个在城市里有吃有喝的人拍起来有什么意思，没有看点，只有那些在贫苦中挣扎求生的人才能让观众有所感触。
他们认为这就是艺术，艺术就应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这时候第五代导演的镜头总是避开繁华的都市，避开华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专注于描述苦难的生活，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这样的电影受到了西方电影节的认可，第五代导演屡屡拿到国际大奖。
在华国国内，存在着批判的声音，认为这是用华国的阴暗面来迎合西方社会的猎奇心理。
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有人认为是艺术，有人认为是糟粕，不过这类电影的确对外国的观众产生了误导。
《京城的风很大》表现的是京城街头的景象，没有专门拍一些像故宫那样的旅游景点，也没有故意找社会上的阴暗面，采访的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市民。
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国外的电影人看到这个片子，觉得和正在戛纳广受好评的《活着》不同，这不同于华国以往的影片，是华国新时代的电影。
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团队则被称为华国电影的新生力量。
京城电影学院，贾章柯和同学从洗印厂看电影回来。
提起洗印厂，一般是指位于北太平庄的京城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这个厂子专门拍摄科学教育影片，在洗印厂的礼堂内时常会放映一些没有公映的电影。
比如张亿谋的《活着》，邀请作家和圈内人观看的那一场就是在洗印厂放映。
这时候，电影学院还没有大型的放映厅，学生们看电影大多都是去洗印厂的礼堂。
这属于厂子里的内部放映，对电影学院的学生免费，虽然也收票，不过这些票都是赠送的，想要拿到票并不难，主要是为了控制人数。
这一晚，贾章柯和同学照例去洗印厂观摩电影，看了两部最新的国产片。
从洗印厂步行返回电影学院的途中，大家都很沉默，这两部片子让他们太失望了。
拍摄手法落后，情节假大空，毫无新意，一点都不真实。
“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你们看看现在的华国电影，都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人说好，都是自己骗自己。”黑暗中，贾章柯略微激动的说道。
“好是好，可咱们怎么拍？”有人为难道。
和贾章柯一起的都是文学系的学生，文学系原本叫做编剧系，分为影视剧本创作和电影史论两个专业，贾章柯学的是电影史论。
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国内外的电影理论，属于纸上谈兵。
拍电影都是导演系和摄影系的活，和文学系不沾边，顶多就是写写剧本什么的。
更何况，这几个人在电影圈没有关系，家里也不富裕，甚至吃饭都成问题，怎么拍电影。
想想确实苦闷，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
于是，他们买了几瓶啤酒，坐在电影学院宿舍楼的消防楼梯口喝酒聊天，发牢骚，说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表达一下愤懑的心情。
喝完酒，摔了酒瓶子，发泄够了，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他们缓过神来，聚在一起，觉得还是应该做点什么。
他们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这个小组目前只有三个人。
事实上，就是三个电影学院的学生，觉得国产电影不好看，想自己拍电影，喝了酒吹了牛之后面子上挂不住，就弄了个小团体出来。
他们既没有资金，也没想好要拍什么，更没有拍片子的经验。
凭着的只有一腔热情，想要拍出好电影，拍出真实的电影。
在京城电影学院，有抱团儿的说法。
这是指在学校学习期间有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的组织成的小团体，一起合作做事。
拍电影需要团队合作，管理系做制片人，导演系的做导演，摄影系的承包摄影和灯光，文学系写剧本让表演系的来演。
所以说，这种抱团的小团体很常见，贾章柯他们成立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只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团体可能存在很多年，毕业后大家也一起合作下去。
也可能出现分歧，中途就解散掉了。
实验小组成立后，三人就商量着怎么才能拍电影，总不能说说就完了吧。
“老贾，你不是和导演系的那个红围脖女孩熟么？听说她在圈子里有关系，郑教授很看好她。”小组里的顾争说道，“咱们都没学过怎么拍片子，拉个导演系的过来正合适。”
“这不太好吧，人家不一定能看上咱们。”贾章柯犹豫道。
他有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