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呼吸到的空气不再乏味单调，有了很多神交的知己，不再在人群中感到莫名的孤寂。
没有贺飞先生在90年代传递思想的薪火，出版界将会黯淡无光。贺飞在极其困难的语境中挖掘草根的言说、新锐的思想，让9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续上了“80年代”争鸣的文化血脉。
他推介给读者的作者都是年轻人，他说他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让更多年轻人的声音被读者听到。
我们约定在广播学院旁边的一个书吧见面，书吧的名字叫字里行间。
挂断电话，难掩亢奋，在宿舍手舞足蹈，袁正和杨尘君疑惑地问我你今天怎么短路了。
我告诉他们，我最崇拜的出版人要约我见面。
他们都恭喜我，说终于写出来了。
我打电话给付文心，请她吃饭，谢谢她的鼓励，因为当初我快要放弃时，是她让我坚持写下去。
那天晚上我要了一碗又一碗米饭，也说了很多，我兴奋地给她讲着，以前自己怎么喜欢读贺飞主编的文丛，怎么把那些书放在枕头下面，多么喜欢书里的文章和力量。她温柔地看着我，附和着，像动画片里鸡妈妈看着眉话。
现在想起，我不是因为出书而兴奋，而是因为能跟她分享这份喜悦而兴奋。
第二天我跟贺飞在书吧见面了，怎么也无法将他与文化人联系在一起，像刚从工地上出来的小包工头。
此人乃典型的蒙古汉子，声音低沉沙哑，背着大挎包，穿着灰土色的衣服，诠释着蒙古利亚那草原与厚土的朴质。说起话来激情四溢，不知道疲倦，我们一见如故
，诸多观点不谋而合。
我把我所有的文章打印出来订成一本样书，双手呈递给他。他看了一会儿，大赞文笔犀利，写得好，马上从包里翻出一份合同要马上跟我签约。
我一个字儿也没看，挥笔在合同上写下了大名。
那段时间，贺飞带我去见以前久仰的学者和艺术家，跟他们交谈中，有的前辈言之有物，我深受启发，有的则闻名不如见面，不过尔尔。
贺飞告诉我，搞文化只能在bj，这个地方虽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但有气氛有空间让你谈理想，到小地方天天柴米油盐对牛弹琴，在bj我们臭味相同的至少可以抱团儿取暖。
很难定义贺飞的职业，他是书商，也是学者，当然也是文化人。他跟别的文化人不同，别人看来他是矛盾体，文人加商人的身份已能制造话题，如果他安分地做一个附风庸雅的儒商，能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
但他拒绝扮演喜鹊，拒绝成为黑暗中的哑鼓。这个来自n的汉子，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成为文坛的一只乌鸦，报忧不报喜；他认为这个野蛮的物质时代，学者应该成为精神领袖；他要用理性的精神来打破蒙昧。
他给我讲他的发家史，鼓励我年轻时要激情满满地追梦，如果没有梦，人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
贺飞自称农民的儿子，一落地父母一看这屁孩黑黑的，肯定是农民的命，一辈子肩挑背磨，给他起名叫贺土，希望他终身像爷辈和父辈那样在土地上耕作，生是土地人，死是土地鬼。
这他妈的是我听过的最土的名字。但这孩子怀揣一颗想飞的心灵，土地困不住他，长大后他把名儿改成了贺飞。
小时候家里穷，他做过很多的小生意，卖镰刀、卖草帽、卖冰棍甚至卖狗皮膏药，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勤工俭学。
1987年他考上bj经济学院，大学时代，喜欢到图书馆翻书看杂志，写写诗，并策划出版了40余本书，当时请了学校8个老师给他做编委，还付给他们稿费，所以他上学时从来不担心挂科，老师跟他很熟，怎么着也得给61分。
199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以前，他的世界充满了诗歌、思想和情怀，瞬间被冗长的公文、啰嗦的会议和贫嘴大妈包围，生活了无生趣，看不到理想和希望，再待下去人要憋出内伤了。
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拒绝了县长千金的婚约。当时家人都安排好了，只等他们结婚，结果新婚前夜新郎逃婚了。
他跑到gd经商，做水饺和馄饨生意，慢慢有了积蓄，开始做自己喜欢的文化产业。
我问他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当年还没跟那县长千金洞房就跑了，真他妈的可惜，该睡完她再跑的。说完哈哈大笑，端起满杯的蒙古酒一饮而尽，辣得脸彤红，一脸的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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