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洇在旁边道，“正如苏长史所言！这片桕树林是苏长史、七夫人、刺史夫人带领小人不辞辛苦栽下的，不然等泥沙从这边也冲过来，淤掉的就不是十四眼井了！”
他此时可不管身边一言不发的澎水县令张佶脸色难不难看，刺史甩袍袖离开时、对张佶吼出的那句话，让马洇看出了张大人的危机。
果然，苏殷长史再道，“依我看，还是刺史大人说的对，总归是澎水县没有按着李引大人的话围堰护井！”
说罢，苏殷上车离开了。马洇凑到呆呆发愣的县令大人面前，对张佶道，“其实我们也没有完全不按照李引的话做。那些石渠，我们不是也在下坡处砸开了排洪口么？”
但张佶极度厌恶地扭头走开了。
……
黔州刺史府的气氛全然不似以往，黔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开荒、抗旱，到现在六县能预计出今年有收成的，就是都濡县和洋水县。其他四县现在就可以断定将会颗粒无收。
黔州的官仓早就掏空了，别说余粮，连贞观二十一年的种子都在第二次补种晚季苗中用尽了。黔州的官场及村野之中流言四起，说明年要吃糠咽菜了。
不但如此，还搭上了澎水县的十四眼盐井。也许山南西院正在拟定写往长安的奏章。
苏殷猜到，在这样严峻的事态面前，山南西院根本不会考虑她的意见，一定会把淤井的责任一骨脑推到黔州这里来。
在众多属下的面前，刺史高审行还尽量保持着威严，但他脸色铁青、堪比干燥堆积的火药，只要有一寸引信、擦出一点点的火星，刺史便会立刻爆炸。
在高刺史虎视眈眈的注视之下，属下们大气不敢出，生怕惹火烧身。
都濡县只损失了几道山谷中的庄稼，盈隆岭上的取水舀车被雷劈毁了，除此外没有任何损失，洋水县同样只损失了谷地的收成，但那只算一小部分。
其他四县的县令们都把脑袋扎到了裤裆里，被刺史口头废掉的六县都水使李引曾经冒雨赶去每个县、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但只有洋水县照做了。
高审行急于找到个切实的理由，把这件不大好担承的责任找到个恰如其分的人来承担，因为有一道奏章不能再往后拖了。
再拖下去，也许长安问责的诏书就该到黔州了。
澎水县淤了盐井，按理说张佶躲都躲不开，但张大人一口咬定，刺史大人已经明令罢去了李引六县都水使之职，他连都濡县令都不再是了，冒雨去澎水县传达的命令当然不好执行。
张佶不想担这个责任，他深知自己主政的澎水县在这场大雨中与其他县是不同的——他们总能往天灾上靠拢，而他还有很明显的人祸。一旦此事坐实，张大人估计自己的下场好不了。
虽然刺史罢去李引官职的口头命令并没有什么书面的留证，但张佶在私下里说，他能找出一打儿的证人来。
其他颗粒县三县县令，于是异口同声也是这么说。
在丢官罢职的威胁面前，所有感到了威胁的官员们抱了团，这些人在坚持这个说法时没有丝毫的迟疑、态度十分的肯定、坚决。
显然，刺史大人不大好从这个方向下嘴，因为李引正是他在极度的忿恨中下令停职的，忿恨到斩钉截铁、根本没有一点的含糊。
高审行对于奏章早已经打了几篇腹稿儿，山地的被毁只好以天时为理由，毕竟天灾，谁都不大好挡得住。
但这里面有都濡县和洋水县是个反证——同样的天灾，为什么这两个县的损失就这样小？
尤其是都濡县，在承受大雨方面，都濡县的地形、地势在六县里算是最不利的，但恰恰都濡县受灾最轻。
如果只以天灾说事，保不准皇帝陛下也会这么问。
于是，刺史说，当然本官的责任也是不小，本官轻敌了！
刺史说，大雨来势最凶猛时，本官只是滞留在洋水县，坐等各县的雨情禀报，而没有亲临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以为各县的雨情都像洋水县那样尚在可控之列！
刺史说，其实在那一晚大雨最猛烈时，各县没有一个人到洋水来回禀，本官应该从中察觉到各县雨情的异常，是本官疏忽了！
刺史大人依然要自请罚俸，不是罚一两个月，也不是罚半年一年，而是自罚两年俸禄，而且要即刻把这个决定写进奏章报去长安。
至于澎水十四眼盐井的淤废，张佶身为主政县官，责任总是免不了的，刺史大人当众说，“难道一位堂堂的县令，没有人发号施令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在这样数十年罕有的一场大雨面前？”
张佶不好明抗刺史大人的意见，他只是痛心地说，轻视了原六县都水使李引大人的忠告。
一个“原”字再一次表明了张大人的观点，李引不再是在职官员，不再有权指挥抗旱之事。虽然李引说的话很正确，但是，是谁把这么一个正确的人罢了官的？
高审行心中冷笑，暗道张佶你心中再不忿，奏章还不是我写。
他摆摆手，要让大家散去，“本官要仔仔细细、一五一十地把这次的灾情向长安奏报……当然还有各位大人在抗灾过程中的表现，本官都要让皇帝陛下知道！”
于是底下的窃窃私语立刻噤声，这才是让人们深为忌惮的，刺史在奏章中的一个褒贬的措辞、一个语气的转折，都能影响一位县级官员的荣辱和升降。
洪杜县、石城县、信宁县官员们于是又争抢着对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