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8月2日，德国总统兴登堡与世长辞，离开了他所热爱并且为之战斗过的国家。但是在1934年剩下的几个月中，兴登堡的名字却一再被人提及，人们对他的关注甚至超过了他在世掌权的时候。
并不是世界上的人有多么怀念这位德国总统，而是一份冠着兴登堡之名的遗嘱——遗嘱当然是赫斯曼写的——在整个欧洲引起了一场政治地震！
在这份遗嘱中，本来应该是老年痴呆的总统这样说道：
“……国会通过《转型正义条例》和7月1日依法取缔社会民主党，以及更早一些取缔布尔什维克党的行动，让我看到了正义重新在德意志发扬光大的可能。十一月的罪人正在或将要为他们在1918年的叛国恶行付出应有代价。但是我同样注意到，1918年11月前的正义并没有完全恢复。
如果德意志帝国的人民和国会已经充分认识到1918年11月所发生的事情是巨大的错误，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在十一月革命前的社会秩序，才是真正正确并且符合民意的呢？如果推翻帝国的人是罪人，那么领导帝国和强敌战斗到底的人是不是英雄呢？
作为一个行将就木，走完一生的老者，我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决定站出来为德国的过去，和德国的未来说一番心里话：没有霍亨索伦王朝几百年来不断地斗争和努力，绝对不会有一个团结、强大、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德意志！
因此霍亨索伦王朝是德意志的英雄而非罪人。我们不能因为一场失败就完全否认王朝几百年来的努力。那将会让所有为德意志流血牺牲的人们心寒。
如果德意志的人民真的想让他们的祖国恢复世界大战前的荣耀和国际地位，那么就应该尊重他们的英雄。
请让皇帝和霍亨索伦王朝返回吧，请让英雄辈出的霍亨索伦王朝恢复荣耀吧，请让德意志皇帝成为国家强大和发展的象征吧！”
传说中老年痴呆的总统居然有这样敏锐的判断力，能从《转型正义条例》中找到复辟帝制的理论研究——既然把帝制搞垮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布尔什维克）都是叛国罪人，那么帝制本身岂不是正义的吗？
哪怕是能说会道的希特勒，一时竟也很难反驳兴登堡元帅的遗嘱。而且阿道夫.希特勒也非常清楚，这份遗嘱根本就不是兴登堡口授的，它根本就出自和纳粹党联合统治德国的容克集团！
而这篇所谓《兴登堡遗嘱》的真实目的，就是要阻挡希特勒用合法的手段取得德意志帝国总统的宝座。而且，一劳永逸！
“路德维希，你对我领导国家有什么不满吗？”在威廉街77号的总理府内，希特勒看着赫斯曼，用温和而真诚的语气问。
“总理先生，您领导得很好，真的很好！”赫斯曼笑着回答，“您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经济奇迹。”
现在是1934年12月，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差不多有4年了。由赫尔曼.戈林主持制定并且领导实行的“第一个四年计划”也接近尾声（从1932年开始）。历史上的戈林作为一个空军司令和帝国元帅，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但是他管理经济的水平却让人刮目相看。
在这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统治带给德国的是只能用奇迹来形容的经济增长。
纳粹党管理经济的手法和苏联类似，偏重于计划管理而不是市场调节。在1931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国会就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将经济由自由转向计划的条例，设立了管理德国经济的最高机关——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和苏联国家计委不同，这个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并不是个纯粹的政府机构，而是一个由德国大公司经理、大银行家、经济学家和军方高层共同参与的“备战经济总参谋部”。
在这个“备战经济总参谋部”下，根据1932年通过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和各垄断组织（就是各种卡特尔）基础上，重新设立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构，交由垄断寡头及其亲信直接掌握。
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经济集团，共有四级。最上级是工业、商业、银行业、保险业、动力和手工业等6个最高集团；下属44个经济集团；它们下面又分350个部门集团；最下一级则是640个专业集团。
而地方调节经济的机构则是“省经济厅”（下属市、区分支机构）。
在实际操作中，经济集团更多代表资本（其中国有资本比例约占25）。而省经济厅代表的则是政府。两类经济调节机构在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和经济部的共同协调下进行运作——看上去就复杂无比，不过希特勒当局却把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基本上实现了资本、政府、劳动者的三方共赢。
按照赫斯曼的认知，德国现在实行的是“有计划的经济”、“有管理的企业”和“有竞争的市场”三重结合的体制。
计划经济存在于宏观层面，类似于后世中国发改委指导下的经济发展。
而在微观层面，由于德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因此也不可能如苏联那样完全由政府指令控制企业生产。资本在企业中仍然发挥作用，私人和外国投资依旧活跃，而且产品能不能卖出去也要看市场。哪怕是国家采购，也不是依靠计划分派而是通过招投标确定的。
在这种计划和管理模式下，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发挥到了最大，但同时经济的活力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