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凌晨，西安。
小路等人在城北下车，周公等人直接进城了。
如今，西安城里虽然秩序井然，但是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到处是岗哨和路卡就不用说了，如今，百姓知道了特务都抓了起来，因此敢随便说话了。前几日，那些东北流亡的百姓和支持西北军的百姓上街游行，欢庆事变。
小路和他的小组消失了，他们躲在暗地里准备设备，搜集情报，调查线路地形。
全国大乱。15日，周公等共党代表在西安会见张学良杨虎城，还见了老蒋和其他被扣押的人。蒋和周谈话之后，据说情绪好了很多。
共党在发表第一个宣言后，又发布了几封公开信，要求更加具体，并且在此重申愿意放弃红军称号，共同抗日。要求中央政府承认共党部队的合法性，给番号，发军饷，允许军队去前线抗日。另外，共党还以个人名义给各个国内势力发电报，呼吁和平解决。
也是1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
苏联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苏联认为，张扬挟持领袖，祸乱中国，显然是破坏了自己的东方屏障，给日本尽快洗剂远东创造了条件。
日本呢？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他们认为，张扬挟持领袖，祸乱中国，想和日本死战。这就是专门针对大日本帝国的阴谋。中国什么都不是，后台只能是苏联。
这就有趣了。
16日，南京政府开始组织部队讨伐张扬军队，何应钦为总司令。很多蒋家嫡系军不同意开战，自此，政府混乱，军队混乱。飞机开始轰炸陕西城市，西安人心惶惶。
小路一直怀疑何某是日本人的奸细。曾经觉得他应该更早地投降日本，事实上却被汪精卫占了先。何应钦轰炸西安，很明显是欲置老蒋于死地，如果真的把蒋逼死了，中国必将大乱。
除了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其他人反应也很有趣，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汪精卫此时在法国养病，闻讯大喜，筹划回国。汪精卫电陈璧君，并转中央：“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还致电蒋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他在归国之前，专门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
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转告老蒋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
阎锡山的态度再一次反应了他的性格。阎锡山和日本人之间虽然有华北驻军，但是，他已经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但共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身后的东北军和红军会成为对抗日本人的力量，这样，山西就安全了很多。
于是，阎锡山一力主和。南京主和派也对他很倚重，请他调停。阎锡山本人一面加紧和张扬的联系，一面安抚何应钦和孙科。
最大的主和派是宋氏和孔氏。他们的利益和蒋仅仅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蒋倒台了，宋氏和孔氏势必在短期内失去其政治和经济的地位。
苏联也发表了自己的态度。宋庆龄在14日给共党转发了一份斯大林的电报。这封电报虽然和中共的观点类似，但仍然使中共领袖们目瞪口呆，继而大怒。
在这份电报阐述了三点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老蒋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老蒋。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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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几日，苏联知道了中国共党的态度，不再向中共指手划脚。不过，苏联在各个媒体上发文谴责事变，并和南京政府紧密联系，敦促和平解决。
民间大多数名流的声音也反对杀蒋，呼吁和平解决。张季鸾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据说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该文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飞机把这篇文章用飞机投送到了西安。
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22日，宋夫人宋美龄到达西安。小路知道，事情要解决了。飞机抵达的时候，他就在西安城的西门城楼上。小路还知道，戴笠也在这架飞机里。而且戴笠下飞机以后，会被囚禁起来。东北军大量军官要杀了他，但是张学良没有杀。戴笠因此获得蒋的真正信任。
看着这一架老飞机，小路突然又产生和恍惚的感觉，要是把这架飞机留到将来，这古董可就值钱了。
正在胡思乱想，李芳邻来了，道：“队长，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