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4日。
春天已经到了。
在满洲南部和中部的春天早就到了，在三月末的时候就开始化冻，几场大风，刮得昏天黑地。然后，春天就来了。四月中旬的时候柳树发芽，野菜就出来了。
诺门坎这一带就不同了，这里的季节，春季要晚到二十天，冬天也要早到二十天到一个月。原因很简单，这里在大兴安岭西侧，西伯利亚的冷风被大兴安岭挡住了，大兴安岭两侧的气候在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蒙古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靠放牧为生，放牧是什么，就是骑着马，把牛羊赶到有水草的地方，让牲畜吃，吃啊吃，吃啊吃。一天过去了。再把牲畜赶回来。这是一天的生活。
把时间段放长一点，如果这一片草吃光了，那怎么办？把帐篷收起来，去另外一个地方，把帐篷支起来，再放牧。再走，再放牧。这叫游牧。游牧的民族称为游牧民族。
到了牧区，你会看到一片片大山光秃秃的，草地仿佛地毯一般，景色十分美好。其实，如果你略微关心一点生态平衡，你就会知道，这是牲畜把草啃光了，如果牲畜再多一些，天气再干旱一些，那草原就会沙化。所以草地仿佛地毯一般，这种景色是会引起冲突的。
所有的剧情都是有冲突的，蒙古人的生活，这里说的是传统的蒙古人的生活，也是有冲突的。当人口少的时候，通常牲畜也少。这时候，草原休养生息，水草开始肥美。
水草肥美，牲畜就会拼命地吃，到了季节就会拼命地繁殖，拼命地繁殖。于是肉多了。肉多了，人就繁殖，于是人就多了。人多了以后，草就不够了。于是大家抢水草，于是冲突就来了。
这种原始部落之间冲突如果和国家这种玩意搅和在一起，那就有意思了。一个国家的这一侧，草原沙化，而河的那一边，水草丰美，由于河是国家的界线，不让过，这不是馋人么？
这条河叫哈拉哈河，从大兴安岭的西北坡流下来，到了平原，转头向西，流入贝尔湖，而那里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苏联有个叫法，从苏联翻译回汉语，叫哈勒欣河。
冲突的发生地叫诺门坎，也叫诺门罕。不论谁说哪一个名字，都是指一个地方，据说和一个叫诺门罕的喇嘛有关。
有了国家，普通牧人就不行了，于是要军队出面。河的西岸是蒙古，河的东岸是满洲国。蒙军第24国境警备队从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
冲突按照古老的剧本上演了。
满洲，伪兴安警备骑兵第3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有一个班的士兵，很菜。不论如何菜，好歹那也是士兵，胯下骑马，手里是火枪。到我们这里放牧？射击！跑？上马追！将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
蒙军也不是吃素的。
蒙军，枪是苏联的，虽然是旧抢；训练是苏联的，虽然不那么精心，但是有苏联顾问，因此很牛。
蒙军第7国境哨所人也不少，50多名骑兵。他们见满洲国的骑兵把自己的牧马士兵马群一起赶回来了，还放枪。冲啊！
结果是蒙军攻占了设在争议地区的伪满锡林陶拉盖哨所。
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骑兵7团郭文通上校报告，蒙军占领锡林陶拉盖。海拉尔和新京迅速知道了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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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冲突后，有人大喜，有人拍案叫好。
谁在叫好？
以上是最普通的边境冲突。如果两个国家友好，那一些都好说，大家安抚冲突的士兵或者边民，然后则相安无事。
如果不高兴，但又不想惹事，那就安抚边民，表示不满，表示遗憾，表示抗议，表示强烈抗议，然后说某某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领土，等等。就是不打仗。
实在不行，那就有限地打一家伙。
不论如何，发生冲突后，都是不高兴的。
谁在叫好？
日本，关东军，关东军参谋本部，辻政信。
辻政信，姓辻，名政信。再复习一下，辻这个字，看起来缺胳膊短腿，其实是个日本汉字，在汉语理论里是个合法的字。读音就是两五一十的十。十头毛驴的十。十头狐狸的十，十个小日本男人有九个不是东西的十。
我们要着重说的是辻政信这个人，再次强调一下，他是本卷的反面男主角之一。
辻政信，永远瞄这生活里生活最好的人做目标。小的时候念书，目标是老师，然后目标是军人，后来的目标是石原莞尔。
读书的时候，他是个狂热分子，不是以首席毕业，就是前三名。
进入军队，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当上将军再说。为了这个目标，什么都可以干。
但是，他的思维除了下克上，似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偶像石原莞尔搞满洲，好，我就搞苏联。偶像搞中国军队，我就搞苏联军队。
新京似乎是他的一个很吉利的地方，因为他在新京每每能施展才华。1937年，在华北跟很多人吵得一塌糊涂后，到了关东军参谋本部任参谋。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呆过的金泽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也是辻政信呆过的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是当过辻政信的步兵第七联队的联队长。辻政信能不如鱼得水吗。
这次到了关东军，他又出成果了。《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就是他以老长官植田谦吉将军的名义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