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
欧阳修这些人天天读的那些圣贤书，不能说错，只是已经与社会脱节。偏偏他们又特别地自信，绝不肯承认错的是自己和圣贤的言论，错的只能是世界。严重一些的，甚至就此倾向于与社会实际脱离，只活在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世界里。
进士出身的官员必须从州县干起，本来就是纠正这种不通世事的弊端，因为这个年代的很多县只能跟后世的乡镇相比，算是政权的最基层。偏偏欧阳修在州县的这几年，对政事几乎完全不参与，快快乐乐一混就过去了，导致他的这种不通世事的倾向愈加严重。
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他觉得他自己就是道理，只能靠以后让事实说话。
出了这件事情，徐平也没有心情再在铺子里闲逛，与李璋便要离开。
王素上前道：“待制，莫忘了后天在我庄里相会。”
徐平点头，与李璋随便给盼盼买了两个泥制的小玩具，便就一起出了铺子。
到了州桥边，与李璋分别，在路边顺便买了一小篮新鲜的樱桃，便翻身上马，带着随从缓缓向城外行去。
徐平最近在思考前世学过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问题。
大量的改革思潮出现在这个年代，绝不是没有来由的，不是哪个人拍脑袋想出来。如果说历史上的庆历新政还是传统的政治思想的延续，再稍后的王安石变法就带有颠覆性的革命性了。虽然表面上看依然是对管仲、桑弘羊和刘宴等人理财思想的延续，实际上因为让官营商业无孔不入地涉及到了工商业的方方面面，已经与以前的政治思想大不相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思，这种改革思潮由王安石集大成并不是偶然的。
自晚唐五代时起，中国的南北方差距越拉越大。北方连年战乱，除了刚刚过去的这几十年，就没有个太平时候，而南方则相对平静。就是在太祖平定江南时，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一直稳步向前。
真宗朝的休养生息，使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
北方所恢复起来的小农经济，正是养育传统儒家思想的土壤，北方学者多道学家，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而南方依靠良好的基础，充分利用了统一后全国市场的形成，商业更加繁荣，一种新的重商主义的思潮正在慢慢形成。
与这种思潮同步，南方官员大量进入中央朝堂，新的政治思想慢慢形成气候。这一大批南方来的官员，所形成的政治力量，才是最终由王安石掀起狂澜的倚仗。
如果不能改变北方的这种经济现状，还是任由小农经济缓慢恢复，那么历史上王安石所遇到的改革阻力，终有一天徐平也会遇到。这是由现在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并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改革与保守，背后是整个国家经济现状分裂的现实，并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更不能简单机械地认为支持庆历新政的中小地主，几十年后就成了反对改革的官僚大地主。这种似是而非的阶级论，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阶级矛盾从来都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政治行为都能够归类到阶级矛盾上去。更不要说划分地主与农民，地主中再分中小地主和大地主阶级的阶级论了。
正是因为这种社会现实，徐平才会在三司搞大规模的工商业，而在民间又力主推行大的庄园农业。只有打破北方现在的小农经济，后边的改革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
政治盟友是不可靠的，官员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成不变，实际上很多人的政治立场的形成都与他们遇到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社会现实变了，很多官员的政治立场都会变，历史上的司马光和王安石年轻时还是好友呢。至于阴谋诡计抢班夺权更加不可取，玩火的行为很可能会把自己烧死。回京的路上，见过了丁谓和胡旦，徐平就一直以这两人为戒。
只有自己一直站在历史大势的潮头，才是最稳固的进身之阶。以为自己聪明，可以拉拢官员形成自己的势力，但凡有这种苗头出现，都会被皇权一巴掌拍死。
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与历史上欧洲的小国林立有根本性的不同，具体政策上，欧洲的发展之路没有太多可借鉴的地方。
所谓养出资本的獠牙，首先撕扯的就是锦绣中原，而不会像历史上的欧洲那样到全世界抢掠。对于资本来说，对中国内部进行掠夺显然比出去抢掠更划算得多。这本就是几千年来最繁华的土地，资本一旦失控，第一选择就是对内抢掠。
这也是徐平坚持以三司为根本发展工商业的原因，如果说一开始还只是因为官僚的本能，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现在已经是理性的行为。哪怕在这一过程中徐平本人会遭受一些个人损失，也不考虑放开资本的闸门，去撕咬刚刚恢复的中原大地。
掠夺内部比向外扩张更有比较优势的时候，资本必须被套上笼头，哪怕徐平自己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资本家，也不能放开。到了这个世界，站在了这个地位，徐平必须要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越是想清楚这一点，立场越是坚定。
出了万胜门，徐平勒马看着天边的夕阳，久久没有说话。
经过了这一年，徐平已经想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怎么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与欧阳修这些人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