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祖德、包拯和新任沙州通判兼监社使蔡挺立于檐下，看着赵滋带着一班兵士，族拥着都僧录契嵩，吹吹打打，出了州衙。
按说，这个西平王虽然只是郡王，一样也要有中使，有宣诏使臣上门。只是因为这个王主要注重于佛教方面，便由契嵩代替了中使，与都巡检使赵滋一起去宣诏。
孙祖德脸面不好看，他觉得徐平这一次有些过于胡闹了。西平王是正规郡王，一切待遇、礼仪皆比照郡王。但又说是这一带的佛主，标志就是在郡王公服之外，格外披上一块红缎，来自御赐。其余既无袈裟，也无僧帽，还没有紫衣法号。
徐平的原话是，官法即规矩。朝廷这样定了，从此以后这一带的佛事便如此处理。西平王享受着世俗郡王的待遇，作为佛主，代表佛祖菩萨在这里的象征。不需要懂经，不需要念佛，只需要言行谨慎即可。真正解经、传法的，由沙州僧录司负责。
宋朝的佛教管理机构，国家级的称僧统、僧录，州郡称僧正，县级称僧首。在沙州设置僧录司，表示这里是国家一级，规格极高。现今天下，只有在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设有僧录司，这里是第三家。沙州僧录司在规格上要高于西京河南府，略低于开封府，是以设僧官七员。都僧录一人，僧录、首座、副首座，左右街各一人，比西京多一都僧录。
契嵩是被紧急召入京城，亲捧敕令，来这里做都僧录，管理佛事的。封的西平王实际只是一个象征，真正掌管这一带佛教大权的，是契嵩，和他管下的僧录司。
宋朝佛教在社会上层比唐朝时大大衰落了，但在民间又大大发展了，后世除了元和清尊崇的喇嘛教，其本维持了宋朝的格局。
此时佛教已经深入到民间，不但是佛寺众多，出家为僧者众，而且对社会风俗影响极深。民间丧葬法事，基本使用佛教礼仪，哪怕是宗室亲王和宰相也无法与民俗抗衡。这个年代社会火葬率高达三成，与徐平前世相差不大，可想而知影响有多深远。
在前世的时候，徐平经常听别人说，自己也说，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如何。如喜欢红红火火，人要入土为安，社会比较散漫，讲究宗族家庭，其实大多来自于明清两朝。从周朝到宋朝，漫长的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和风俗并不是那样。中国文化一般比较开明，民间并不强调长幼尊卑，人和人容易团结，纪律性强，家庭宗族观念并没有那么浓厚，对土葬根本不执着。合股做生意，结社立契在民间非常普遍，注重契约精神，书契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民间的自我管理，经济活动，大多是用结社立契的形式进行。
正是因为佛教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和风俗，政权必须管理掌控，不允许脱离社会自我管理。立西平王，设沙州僧录司，便就是徐平尝试整理佛教管理制度和政策。
一个僧录司，一个监社使，用这两个手段，尽快让朝廷掌控社会的基层管理。
民间管理方法大多是从政权那里学来的，就是一个从法到礼的过程。僧事的管理，僧人的学习升迁，会比照官僚制度。年深日久，习惯了，也就融合到一起了。
一时间沙州城里锣鼓喧天，一群公吏批红挂彩，在都巡检司军人前带路。而在队伍前面，是从民间招来的舞者，打扮得五花八门，有神有鬼，有男有女，涂脂抹粉，手中拿着彩缎摇摇摆摆开路。满城百姓都出来看，好似年节一般热闹。
有人问：“如此热闹，那里捧着缎匹无数，可是哪一家大户娶亲么？”
身边抱孩子的妇人笑道：“哪个大户能有如此排场？这是大官家封了西平王，这些人捧着诏书，去宣诏的。沙州有一个郡王坐镇，毕竟与其他州军不同！”
“西平王？党项番贼未来之时，太师令公不是敦煌王么？”
妇人笑道：“现在立的西平王是张太保后人，如何肯再称敦煌王？是以称西平王。”
太师是检校官之极，令公是对中书令的尊称，官的最高一级。这是最后得到宋朝承认的归义军首领曹延禄的官称。太师令公，已是升无可升。曹延禄在境内冒称大王，指的是敦煌王。实际在他临被杀之前，宋朝已封他为谯郡王，也可称大王。依此时的习惯，只要封王皆可称大王，如果有排行，如皇子，则依大大王、二大王排下去。
张议潮最高的加官是检校太保，他的子孙只有他是太保，故称张太保就是指张议潮。
曹延禄被族人所杀夺权，此后掌权的曹家向契丹靠拢，最终亡于党项。现在到沙州来建立统治的是宋朝，治下百姓都知道，曹家最后投靠契丹，宋朝不会立他为王。一说立的是张太保的后人，大家纷纷明白。中原王朝实际没有封过归义军西平王，这王来自前朝。
前面的舞者一摇一扭，引得百姓观看。走不了半条街，都已经知道，城西为曹法律家放羊的张佛奴，因为是张太保后人，被朝廷封为西平王。为什么封个放羊的家奴呢？也不知道从谁那里传出来，不多时就满城皆知，因为张佛奴是菩萨转世。不大一会，是哪个菩萨转世，怎么样白日一道金光，都传得有板有眼。
张家的后人，在张承奉之后实际已经没有确切的说法，查访也没有真正实据。包拯和孙祖德把张佛奴奏上去，是因为这个人忠厚老实，一生如同白纸一般，没有丝毫污点。他自小清苦，稍微长大便卖身为奴，近三十年都是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