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刚刚过去，枢密副使李咨去世，辍朝数日，赠尚书右仆射，谥号宪成。
随着李咨的故去，枢密院进行了一些小变动。张士逊由枢密使改为知枢密院事，王德用、盛度和韩亿为同知枢密院事。紧接着，又补前两年被吕夷简排挤出京的原御史丞杜衍回京任同知枢密院事，排位在王德用之后，其他人之上。
宰执的地位排序，是宰相在前，枢密使居其次，知枢密院事再其次，然后才是参知政事，之后是枢密副使，再然后才轮到同知枢密院事，签署之类排在最后面。
枢密使和知枢密院事都是枢密院的长官，职权相同，但地位有高低，在此之前一般轮流使用。这一次改动，虽然人员和官职变动不大，但枢密院的地位比中书降低了。
自新政开始，朝廷手里有了钱，诸般政事推进得相当顺利。与之相比，去年军队出了太多问题，这种变动体现了皇帝和朝廷对枢密院前一段时间所作所为的不满。
此时大宋上下歌舞升平，一片繁华景象。立国这么多年，到现在才真正做到了用度不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政事堂终于开始习惯，不再天天愁着怎么敛财，而是开始想着减税，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逐一删减合并。徐平这两年一直说的花钱财政，到了现在才算是被慢慢接受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自古以来，官府都是靠着皇粮国税过日子，只有从下面向上收的事情，哪有向下面发钱的道理？可徐平就是把这种梦想变成了现实。钱监用纸就印出钱来，以三司为首的各个衙门想的就是把这印出来的钱花出去，很多官员想想就觉得神奇。
危机往往都是在盛世时埋下种子，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放松。跟别人不一样，徐平并不敢放松，一心想着要把现在已经证明了的好政策固定下来，制度化，形成法律。从过了年之后，他便带着三司的人整理这两年的政策，事无巨细，上到详定敕令所里。
敕令所名义上的任务是整理诏敕，进行删减合并，把整理后的诏敕编辑成册。实际上这是立法机构，除了整理出来的敕令，还会对这些敕令进行解释，合起来才是法条。换句话说，原来的敕令有可能只是个由头，真正的意图是在那些解释里。
一州一县的编敕是由地方长官主持，三司因为牵连极广，虽然编的是一司的敕令，还是要由宰执挂名提举。陈执中和韩亿两人提举管勾，实际上他们只是掌握大的方向，具体做事要靠徐平带着三司的人去办，最后由两位提举审查而已。
从宋太祖开始，为了防止子孙不肖把国事搞坏，一向注重制度的建设。理论上说，宋朝的政事要求一事一制，凡事皆有制度，没有制度则用成例，如果连成例都没有，则由朝廷集议。这种情况下编敕极为重要，一旦制度确立起来，便就形成了政事规范。
新政徐平自己也是边做边试，成功了之后把制度确立起来，才算告一段落。
去年闰年，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未出正月，阳光照在身上就暖洋洋的。徐平出了敕令所，伸了个懒腰，抬头眯着眼打个喷嚏，觉得格外舒爽。
有徐平在，三司衙门的档案整理工作比其他衙门都出色，整理敕令并不麻烦。而且日常徐平跟属下官员经常讨论，在三司内部已经形成了共同认识，对敕令的解释也并没有什么争议，整个编敕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相当顺利。当年吕夷简编《中书条例》，完成之后曾自豪地说，有了此书，虽一庸人也可为宰相。徐平希望这次三司编敕完成，自己也可以这样对人说，有了这些法令，虽一书呆子来做三司使，照样也可让天下用度不缺。
慢慢溜达回自己的长官厅，在案后坐下，让公吏上了茶来，徐平舒舒服服地喝了一大口，随手拿起案上的朝报观看。看了几眼，突然睁大了眼睛，愣愣地看了一会，一口茶就喷了出来。这突如其来把一边的公吏吓了一跳，急忙请罪，上来收拾。
把茶放下，徐平指着朝报问道：“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怎么不早些给我看？”
公吏道：“省主，您到敕令所的时候，进奏院才刚刚把朝报送来。因为未得吩咐，小的没有急时拿给省主，是小的错，以后记住了。”
徐平一挥手：“罢了，既然是刚刚送来，便不是你的错。”
说完，徐平把朝报拿在手里，站起身来，在官厅里转来转去。思前想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徐平叹了一口气：“嫌我一个三司使管枢密院的事情，操心的事情多，若是没有这些乱七糟让人看不下去的事情，哪个愿管？唉，还是要管一次。”
说完，回到案后，提起笔来写了奏章。要交给公吏送去的时候，又收了回来，想了想道：“算了，还是我到大内走一趟，此次只怕不面奏要坏事。”
处理了一些紧急公事，看看已过正午，徐平便离了三司衙门，顺着皇城，到了大内的垂拱门外。閤门那里依例办了手续，才知道赵祯正在听贾昌朝讲经书，只好等着。
贾昌朝跟这个年代的很多学问大家一样，不是正榜进士。天禧年间真宗出城祈谷，他在道旁献颂词，因为写得好，又合真宗心意，召试学士院后赐同进士出身。贾昌朝的学问好，又善于讲解，后来任国子监说书，得到孙奭的赏识。孙奭致仕的时候，荐举贾昌朝代替自己，从景祐元年开始任崇政殿说书，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