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多年，全国特别是山东临淄、河间等地水灾旱灾特别严重。
一、史书中有关水灾的记载是这样的：“四十二年五月...东阿、江陵...大水...平地水深丈余，民舍倾圮；青城、阳谷...陆地行舟.十一月...济南府属大水。”
“四十二年五月...昌邑、掖县淫雨害稼；高密淫雨弥月，禾稼尽没。八月，邹平大雨害稼；齐河淫雨四十余昼夜...潍县、平度淫雨害稼。”
二、《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对水灾的记载是这样的：“癸未(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天雨丹，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风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陇中清流瀚澈出焉。农苦不得耨，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
根据记载，灾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复雨。低田水没胫，久晴不涸，经烈日，汤若煮，禾以尽槁。”水灾转为了更为可怕的旱灾。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史书中仅有寥寥数语：“四十三年春，青浦、沛县、沂州、乐安、临朐旱。”
三、除了当时“田深半尺无润土”越来越严峻的旱情形势，还发生了蜚灾（臭虫灾害）。“顾久旱，田深半尺无润土，种麦愆期。”“中秋小雨，不可耕，农憋憋自急，”只好在“犁入地，仅没其锐，耕且稷，湿覆而干承之”的恶劣条件下勉强种下希望的种子。
这种强种的结果是“初种者苗出断复续，细才如丝；后种者不复出。爬视之，一二萌生焉...垄无断际，但瘠不肥”。
更为不幸的是，一冬无雪，农民们最后的希望破灭了，一整年再没有霖雨滋润庄稼。种在高处的虽然勉强度过了旱涝灾，却遭受了蜚灾，“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箨，箨为坟起。”
这种虫子“类最繁，又善蛰，冬冰雪之不死。”
又“不可逐，不可扑灭，为害无已时。”以致“禾被嘈以枯、以秕，蘸尽臭”。虽然豆子没有遭蜚灾，但同样由于无雨，“人无复望”。各种农作物歉收最终造成了“六郡皆饥，粟暴贵，腊将尽，麦粱斗七百，菽粟五百”的结果。
四、根据史书的记载，在这紧要关头，朝廷仍继续推行新的货币政策：“四十一年，以循旧制改轻钱，私铸复起，新旧钱暂兼行，新钱千准银一两，旧钱准七钱，然私铸竟不能止。”
新货币政策对大灾中的百姓来说真是雪上加霜：“而钱之选也苛。先是官谕：市中杂钱，姑从民便，都中新钱下，不许复行矣。”买卖的人都很怕这项政策，“非旧日官钱斥不用”，又有私铸者将官钱一毁为两，因此正常的货币流通受到了严重影响。
过了很久，新的货币还是没有发行，“携千钱并不能籴升米，胶、莱间多有抱钱而饿死者，上下官又严刑驱迫.”。这里指出了朝廷推行新的货币政策是加剧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天灾加上人祸使得百姓只能以“壳倍焉”的糠充饥，处于社会底层的乞丐“即糠秕亦不能嗟来之”。
五、次年(康熙四十三年刚刚下了两场雪又开始出现旱情：“麦秋种者旱死之，春种者蜚死之，转湾种者高田亢死之”，“粟至此价亦腾，斗至千钱”。
百姓只好食树叶果腹：“春初，榆皮一空，遥望玉树成林，杨柳槐因叶及枝，髡之童童焉。”而山东淄川受灾更为严重：“六郡皆患荒，淄独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独兼患蜚”。
老百姓在大灾中绝望无奈，“人无复望”。
大灾下，治安混乱，盗贼蜂拥，淄川则更为动荡：“六郡皆患饥，淄兼患盗。自冬警盗，邑无宁村，村无宁日”。
家中如果存有满斗的粟，成贯的钱，箱子里有完整的衣服，那么就没人敢闭眼睛睡觉，一旦防备稍稍松懈，就会“白刃加颈矣”。
社会财富急剧减少，又分配不均，导致“盗又益多”，“或至四五十人为族，纵火烧村舍，杀人行淫，罔不至”。
大部分百姓面对强人只如待屠羔羊一般：“微独不敢报，亦不敢伤”；敢于反抗的百姓却面对着“盗杀人官不问，人杀盗惧官问”的尴尬处境。出现了“盖为盗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盗犯无死法，人命犯无生法也”的黑自颠倒、善恶不分的情况。
这些详尽的记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大灾当前，清朝政府亦失去了强制力；清代基层官吏管理无力、昏聩；法制软弱、不合理。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百姓对盗贼只能进行“但矢去镞，铳去丸以惊之”之类自欺欺人的反抗，只求盗贼“散焉则已”，小心翼翼地苟全性命于乱世。
但是这种软弱的反抗只会造成社会更加混乱，混乱导致百姓进一步陷入困苦境地，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到了“盗日横”，“惟贼不逃，如虱附物，物虽瘠，未死，尚可附也”的地步。当时底层百姓面对着三重灾难：一重天灾，一重人祸，一重盗贼。
六、大饥荒。史书中是这样记录大饥荒的：“四十二年秋，沛县、毫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大饥，人相食。”
当时淄川农村“淄至是弥望无青草...于是荷担糨子，流离道中，皆淄人也。”淄人在烈日的烘烤下无奈地离开了故土，有的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