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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很沉着，“咱们要仰体皇上的孝心。不过这件事办得成，办不成，谁也不敢说。”他向惇王说，“五哥，你先请回去，咱们回头在老七那么见面再说。”
此外的王公都是这样应付，先请回府，再听信息。等把大家都敷衍走了，才回到书房里，跟军机大臣密谈。
“麻烦来了，想推也推不开。各位是怎么个意思？都说吧！”恭亲王又加了一句：“不用顾忌。”
“皇上到底是怎么个主意？”沈桂芬趁机拿话挤李鸿藻，“最清楚的，莫过于兰荪，想来早有所闻了吧？”
“是的”。李鸿藻内心相当悲痛，眼圈红红地，显得相当激动，与恭亲王的沉着，沈桂芬的冷静，宝鋆的仿佛无动于衷的神态都不同。
“皇上曾经跟我提过，我亦不止一次造膝密陈，对皇上的孝心，自然不敢非议，我说：两宫太后方在盛年，慈帏承欢之日方长，不必急在一时。至于民生疾苦，国用不足的话，也不知陈奏过多少回，谁知圣衷不纳，如之奈何？”
“也不能徒呼无奈。总得想个法子，探明皇上的意思才好。”
沈桂芬说道：“如果只是为了在孝心上有交代，事情好办，倘或皇上自己就有游观之兴，可就大费周章了。”
“当然是自己有游观之兴，而且皇上年轻好胜，一心想规复旧制，所以说要把此议打消，只怕办不到。我看，只有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宝鋆看着恭亲王问道：“六爷打算不打算报效？”
恭亲王想了想笑道：“有句话请诸位摆在心里，‘将先取之，必先予之’，我打算报效两万银子。”
大家都默喻了，无不点头。
于是，第二天便有恭亲王所派的护卫，拿着一张两万银子的银票，送到内务府，面交贵宝。
内务府的人，大为兴奋，恭亲王首先捐输，便是支持修园的表示，意料中大小官员的捐款会源源而至。
这是内务府司官以下的人的想法，几个内务府大臣，一则年龄较长，见得事多，再则常有跟王公大臣接触的机会，比较了解其中的微妙，觉得此事还未可乐观，无论如何有探一探恭亲王的口气的必要。
于是明善特地夜谒恭王府。
这夜恭亲王恰有闲情逸致，亲自在洗一方新得的端砚，短衣便履，待客之礼甚为简慢，但也可说是亲切。
说了些闲话，明善心里开始着急，不知如何能把话头引到正题上去？
几个月来不知见过多少次，明善有意不谈园工，恭亲王也有意不问，此时忽然提到，未免突兀。想来想去，明善觉得唯有开门见山一个说法，比较合适。
“今儿个有件事，得跟六爷请示。”他说，“皇上忽然下了那么一道旨意，内务府都抓瞎了！到底该怎么办。总得六爷有句话，大家才好跟着走。”
恭亲王这时装得很起劲地答道：“你们不用问我。朱谕写得明明白白，你们好好儿去干吧！我这一向手头紧，先捐两万，等十月里，几个庄子上缴了租息来，我还捐。能够靠大家报效，把园子修了起来，何乐不为？好事，大好事！”
听得这话，明善倒抽一口冷气，恭亲王的态度很明白，私人报效可以，公事上不必谈。看样子要想架弄到户部堂官头上，还得大费一番周折。
话不投机，无须多说，明善答应一声：“是！”又泛泛地敷衍了几句，败兴而归。
还有败兴的事，报效捐献的，寥寥无几，而且有御史上疏奏谏。
陕西道御史游百川，他那个奏折十分简略：
“窃思圆明园为我朝办公之所，原应及时修葺，以壮观瞻，惟目前西事未靖，南北旱潦时闻，似不宜加之兴作；皇上躬行节俭，必不为此不亟之务，为愚民无知，纷纷传说，诚恐有累圣德，为此披沥直陈，不胜冒昧惶悚之至。”
皇帝看了，拍案大怒。决定来个“下马威”，好教后继者畏惮却步。
恭亲王跟游百川很熟，因为他原是军机章京。
军机章京都有本职，那怕升到三品的“大九卿”，照旧可在军机上当差，唯一的例外是考取了御史必须出军机，这也是尊重言官，不敢屈以笔札之役的一种表示。
皇帝又有一道朱谕，是前一天晚上在灯下费了好大的工夫才写成的，学的是雍、乾两朝的御笔。雍正和乾隆都自负才辩，喜欢跟臣下打笔墨官司。
御笔上谕动辄千数百言，析理纤微，而遇到转不来弯时，便临之以威，所以没有一道谕旨，看来不是理直气壮。
皇帝也是如此，朱谕以“自古人君之发号施令，措行政事，不可自恃一己之识，必当以群僚适中共议，可行则行，不可则止”开头，大兜大转。
最后落到这样一个结尾：“着将该御史游百川即行革职，为满汉各御史所警戒，俟后再行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
听恭亲王朗声念完，醇亲王先就忍不住。
他的性情比较率直，这两年又颇以风骨自命，所以大声说道：“臣启奏皇上，古语有云：”言者无罪‘……。“
听醇亲王开口便是顶撞的话，恭亲王赶紧接口：“臣也有话。”
他挡住了醇亲王，才从容说道：“游百川不辨事理，诚然可恶，不过后天就是圣母皇太后万寿，普天同庆，皇上似不宜在‘花衣期内’行此重谴。臣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