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新政，各色人等都充满着机会，对于不到三十岁而又身居高位的岳山，前程自然非常远大。 而度有所预感，此子在工商方面的才干国内无人能敌，总统如果将之利用好了，将是总统与东国之福。”杨度实话实说。
杨度这话，颇为真实。
岳山此时发力，对于工商，那是百分百地奉献出自己的见识，主要是岳山对此后的历史轨迹十分清楚，他不顾忌什么。而在军事上，却要受很多限制。但杨度这话其实也有问题，他觉得岳山军事上不过如此，是因为他本人不懂军事。如果他真的懂军事，又能详细阅读到皖军几年来大小规模的作战报告，他就不会这样说了。
譬如皖省内部的那次平叛，外人只看见热闹，惟有皖省内部高层，才知岳山只派了一个连去追击一个营，不但人数少得多，就是装备也远远不如对方，但追击者只付出了几个轻伤的代价就全歼了叛军。
“呵呵，晳子说得有理。不过，那小子终究年轻，先让他在皖省主政两年再说吧。”袁世凯没有指出杨度在军事上的不足，还是揭过了这个话题。
……
袁世凯在下一盘棋，岳山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岳山何尝又会束手就擒啊，就有如杨度分析的那样，岳山也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袁世凯对岳山的行踪了解的话，可能就没那么自信了。
袁世凯在下一盘棋，岳山是他棋盘上的棋子，但袁世凯下的是一盘象棋。岳山同样在下一盘棋，袁世凯与北洋，同样是岳山棋盘上的棋子，不过岳山下的却是围棋。袁世凯也好，北洋也好，孙氏也好，在岳山的棋盘上，都是要被提干净的对象。而且，他的对手之中，没有大小轻重之分。
袁世凯在京师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岳山在皖省也没歇着。只不过袁世凯用的是政略、政谋的手段，而岳山用的是阳谋、钱谋的手段。
1912年2月，清帝退位不久，岳山就派出密使与苏省都督程德全接洽，并同时派出密使与钱塘的陆军第六师师长朱瑞密谋。
程德全，1860年生，巴州云阳人，生于苏州，曾任奉天巡抚、苏省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举为苏省都督。
岳山找程德全这个“前辈”密谋，主要看中于这个“前辈”性格中的一些良好品质。譬如他在1900年“以性命相搏，与俄军周旋”，就让岳山深受感动。是时，程德全受龙江将军寿山委托前往俄军军营谈判求和，但俄军依然我行我素，而程德全则以自杀相威胁，逼俄军谈判，不再屠杀东国百姓。满清作为一个弱国，俄军按理说可理可不理，但面对如此不惧生死之东**人，俄军最终作了些许让步。这便是人格的魅力，而程德全也至此赢得了朝野名声。
程德全担任苏省巡抚后，也无恶迹，虽然成为都督加入了民党大派系，但其性格稳重、保守，在来年的“二次革命”中持反对态度，此时亦属拥袁派人士。
至于朱瑞，虽然没了第五军军长一职，但其地位并未受到损失，钱塘省内军人，留蛇派军官与保定系军官的斗争，让此时的钱塘都督蒋尊簋（留蛇学生）如坐针毡，朱瑞迟早都要成为钱塘都督的。当然，岳山此时搭手朱瑞，对于朱瑞来说百分百属于雪中送炭的行为。
密使、密议、密谋，并不是要密与民党分手，也不是要密与中央分裂，而是密经济之共通、共兴、共赢与共享。
清末与民国，东国经济举步维艰，哪怕一战那么好的机会，国家经济也无大的起色，除了民国上层政治混乱无心经济民生外，与地方治理不靖也有极大关系。譬如清末思想家提出“货畅其流”的理想，在民国根本实现不了。
有的人说，货畅其流，不就是说的交通么？这个答案只能说是幼稚。在清末民国，货畅其流的最大阻碍不是交通，而是各地设立的“厘金局”，什么叫厘金局，说白了就是卡拿吃要的“卡”，设卡收费，收过路费，这个厘金局，遍布每省每州每县，也即你的货物如果由粤省进入赣江省，赣江省厘金局收一次费，进入赣江后的所在州县还有厘金局，差不多每走几十上百里，就会有一个厘金局收费，这样，当你的货物从粤省运输到长江边上时，其所费厘金差不多已经与本钱相当了，这样，其物价自然抬得很高，导致商品流通十分困难。
而一些洋货，因为洋人的强大，却未必全额缴纳厘金，所以国货也就无法与洋货竞争。
有人或许会说，收厘金相当于收税吧，税收轻重不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么，于经济的伤害应该不大吧？这样说的人其实也不懂经济。税重了，留在厂家、商家手上的利润就少了，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就高了，结果是导致整个社会财货紧张，资金短缺，生机缺失，工厂乏力。
这种作法的惟一好处便是收取厘金的地方政府或军队能够得到一些财货好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也不过是“杀鸡取卵”罢了。
对于厘金之危害，清廷也没意识到，所以中央财政也带头在收，那个1908年厘金收入2778万元的数字，不就是从各地厘金局分解到国库的银子么。
岳山要谋的，是苏沪钱皖四地，厘金统一，交通共建共兴，发展共赢共享。譬如与赣江的货物交流，赣江货物进入四地之任何一地，只需缴纳一次厘金，然后便可四省通行，但赣江也要保证，四地之货物进入赣江，也只能被征收一次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