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章 赌
李铭九原本对袁金铠还有些期待的，传言这个人很有才学，但是今天听了这番话之后觉着也那样，没什么特别的。陈宧跟袁克定是把兄弟，也是袁世凯的干儿子，袁世凯待他极好，而陈宧也一直表现的十分忠心，如今在南方的几场大仗都是他在指挥，所取得的成绩也可圈可点，但是袁金铠却以多尔衮、豪格与之相，实在是荒唐。然而在李铭九准备反驳的时候，袁金铠却说道：“陈宧这个人很有意思，与豪格相，他身份差了太多，但也正是因为他身份差了太多因此也有了啦更大的野心。”袁金铠已经注意到李铭九跟张大河对他这番话的不信任，心里越发觉着有些不爽。人之常情，当你表达了观点之后有人反对肯定会觉着不痛快。袁金铠并没有去推测李铭九的想法，而是非常肯定的 说道：“你看着吧，陈宧肯定会反。”
“这么肯定？”
“这么肯定”袁金铠不容置疑的声音说道。然而李铭九个张大河自然很讨厌他这样的说话语气，袁金铠又道：“要不打个赌？”
“赌什么？”张大河顺势接话。然而李铭九却无反应，袁金铠看他一眼，用眼神示意，李铭九正色道：“我从来不赌。”
“呵呵，打赌又不是赌博，何况圣人都赌呢，……”袁金铠笑了笑之后开始显摆……
自古以来，参加赌博的包括帝王、贵族、官僚、士大夫、商人和市民，这些不同的人群结成了各自的赌博圈，在参与其时表现出多种相似或 相异的心理、行为。而士大夫作为社会具有最高化层次的阶层，他们对赌博的态度和参与赌博的方式、心 态主要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lún_lǐ道德所决定的。国的赌博活动至迟在殷周时便已产生了。但那个时期赌博还没有同士大夫产生联系，因为那时不仅不存在士大夫这个社会阶层，连它的前身——“游士”也还没有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赌博已成为一种较广泛的社会化活动，游士也在这个时期产生并且同赌博发生了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参加赌博的现象越来越多，当时的各家学派也大多对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的来看，各家学派都把赌博看成一种低级、粗俗的游乐，无人对之进行褒扬。不过，对待赌博的具体态度却有不同。
早期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完全否定赌博，主张严格禁赌。儒家也同样反对赌博，《孔子家语》斥之为“兼行恶道”。孟子更指责“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是“五不孝”之一。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同样看不起赌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排斥的态度，而是把它看成一种“自然”的行为。《庄子》有一段字谈到“博塞”：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箧读；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一也。《庄子;骈拇》
由此可知，“博塞”在庄子的心目属于低俗的行为，所以把它同高雅的“挟箧读”相对而提。但是庄子从自然观出发，认为二者同样属于自然的行 为，都导致了亡羊的不幸后果，如同“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与“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一样，同样导致了死亡，也不必区别他们当初的动机和手段如何，不必 强分雅俗、臧此而否彼了。
儒家和道家对后世的士大夫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之后的士大夫的思想无非是“非儒即道”和“亦儒亦道”两种。然而在先秦时代却并非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化空前活跃和自由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化和道德标准多元化的时代，正如孟子批评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 言盈天下”《孟子;滕公下》。尤其是战国后期，“士”的人数激增，流也日益复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注重实际，讲求功利而不受所谓礼义、道 德、法治的约束。有的学派如杨朱学派和“杂家”更公开主张及时行乐、追求声色富贵。正如《吕氏春秋;仲春纪》所云：
古人得道者，生从长寿，声色滋时，能久乐之。
像这样的人生态度，是不会反对既能轻易获取钱财，又能得到强烈感官刺激之乐的赌博活动的。
事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士参与赌博活动是十分普遍的。《战国策;齐策一》苏秦说齐宣王曰：
临淄之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此时的齐都临淄，是一个“四民杂处”的商业都会，士作为“四民”之首，也是这个繁华都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自然也同其他市民一样“无不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苏秦在这里描绘的是一个热闹的游乐景象，然而斗鸡走狗和六博，绝大部分时间是包含着赌博内容的。
也在这一时期，齐宣王曾询问一位儒者匡倩道：“儒者博乎？”匡的回答是“儒者不博”。不过，从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反映如 下一个事实，即士参与赌博是十分普遍的，以至于齐宣王这位曾建稷下学宫，也熟悉各派士人的国君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些士人赌博，而哪些不赌博。
战国时期，广大游士的一个普遍状况是“无恒产”，即无固定经济来源，生活穷困不堪。从《战国策》、《史记》的可知，士人“贫无行”、“家 贫无以自资”、“贫乏不能自立”之类的记载。为了求得生存，游士们不耻于操持任何“贱业”、“恶业”，如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