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儿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做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
二十七宰年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在我更小的时候，每逢年根儿，我娘一边炸果子，一边教我这首童谣。
只是如今只剩下炸果子一件事，没有人这类歌谣，大家都吟唱样板戏。
不过，“年”毕竟太久远了，一路几千年演变过来，已经融化人的血液里，不管生活如何千变万化，终究还要过年的，只是程序变得更简单了。大年三十守着年夜，打打扑克，放一挂鞭炮，吃几个饺子，然后倒在炕上，再眯二、三小时的觉，就到了大年初一。
初一这天上午，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一年也就这么一回。早上起来，我守着饭桌，胡乱吃几个饺子，便急急忙忙跑出去，一路蹬蹬小跑，转小半个城区，给三叔二大爷、五姨六舅拜个年，争取多赚个一两角钱的红包。待拜完了大年，天天盼的“年”算是过去了。
年虽年年过，
年年却不同。
过完大年不几天，便发生了第一件大事，黄大麻子不再喊我和他去卖酱油、醋。不是我不想跟他去，也不是黄大麻子不去卖酱油、醋，而是二大妈不让他到处窜街去卖了。
记得那天早晨，快扫完胡同时，二大妈突然现身了。
她说：“老黄！”
黄大麻子直起腰，嗯了一声。
旁边的我，也本能地放下扫帚。
自过完年后，黄大麻子提出，不和我分段扫了。
二大妈先表扬我两句，称赞我最近表现不错，知道心疼人。
她的话叫我很诧异，我还没有逃出傻子的范畴，啥时候学会照顾人？
在我疑惑中，二大妈和黄大麻子说：“从今个儿不能再出去了。”
黄大麻子阴着个脸，没有吱声，轻叹了一口气。
二大妈又说：“具体原因不说了，这个你比我清楚。”
黄大麻子先晃晃脑袋，又无奈地点点头。
二大妈说：“街道要创办一个‘五小’企业，到时你来上班吧。”
黄大麻子动动嘴唇，好像还想说点什么。
二大妈见了，也动动嘴唇，却没再说出一个字。
望着二大妈走去的背影，我却嘟囔一声：“悲哀！”
当然，我不是为黄大麻子而悲哀，而是为我自己而难过，为那双贪婪的眼睛而难过，为眼睛后面那充满无限联想的大脑而难过，更为大脑所支配的一具yù_wàng的身体而难过。
因为我知道，我的“第一课”永远结束了。
我想，再也目睹不到那“惊魂动魄”的一幕。
……
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我成功联系上石五儿，开始和他一块鬼混了。
事情还要追溯到大年前，腊月二十八那天，商店进了一批一等刀鱼，三毛八分一斤。闻信儿的我娘着急啊，她催促我赶紧去排队。我一路小跑到商店，但还是晚了一点，长龙一般队伍已经排到店门外。赶巧这时候，叼着一支烟卷的石五儿，一步三晃地走出店门。
“五儿哥！”我喊了一声。
“呦，买鱼啊。”他停下脚步。
“人太多，怕买不到。”
“没事儿，哥哥给你买。”
他说罢，拿走我手上的钱和购鱼票，转身回到店里。
等他大摇大摆再走出店时，手上拎着几条银光闪闪的刀鱼。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正当我痴迷于女人身体的时候，又有了第二件可以分心的事情。
从第二天起，直至开学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扫完胡同，回到家中，急急忙忙划拉几口饭，然后立马就溜出家门，踮踮去前街找石五儿，和他那一帮小混混们狗扯羊皮玩。
这时候我才知道，石五儿确实是胡卫东的哥哥。但是，两人不是一个亲爹，也不是一个亲妈。嘿嘿，石五儿只是胡卫东的表哥。也就是说，胡卫东的大姑是石五儿的妈妈。石五儿的小舅是胡卫东的老爸。但认真算起来，他俩是亲姑舅兄弟，关系一点也不远。
胡卫东一家人下放去了农村，房子和一部分东西并没有跟着一块走。留下的东西已经打成了包裹，还存放在这间屋子里。大冬天里正好，这间空房子可以供我们一起鬼混。在我印象中，每天人最少的时候，也有二、三个小混混来。大多时候，要聚集三、五个人以上。赶在人最多的时候，大炕上躺着一排，地上还站着几个，抽烟的抽烟，闲聊的闲聊。
就在我们打荤儿吹牛皮之余，还帮着胡卫东照看他家了。
石五儿的面相老成，其实他比我大三岁，那年十七，念初中二年级。
他不是好人，教唆我干的第一件坏事，就是逼迫我学抽烟。在实际生活中，除去类似我们这种特定条件外，每个人叼在嘴上的香烟，或多或少能体现出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那时流传一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高级干部“红牡丹”
科级干部“大生产”
工人农民“大老旱”
学生八分“农丰烟”
我们人人是学生，当然抽“农丰”牌香烟。
经济基础决定消费能力。“农丰”牌属地产烟，八分钱一盒，也是商店柜台上最便宜的一种